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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夭折于政治体制的坚持的论调就不绝于耳。可是，中国改革开放34年了，中国的改革没有止步，进步没有止步，坚持党的领导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政治军事围堵中岿然屹立，在国际游资冲击中越战越勇，在国际地缘争端中越来越强，在国际市场和资源争夺中开拓了道路，在国际空间和科学探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现在朝鲜即将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类似论调继续甚嚣尘上。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真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基础吗？ 历史似乎证明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上层建筑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 但是问题是，有什么证据表明多党制就一定高明于一党制? 全民普选各级政府主官就一定高明于间接选举？ 历史的确验证了，奴隶社会的组织形式比原始社会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封建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的确比奴隶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分配。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确比封建制度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通过流通和竞争优化社会资源。而且，早期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的确验证了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容易犯一刀切，僵化，阻碍技术进步，不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浪费，滋生腐败等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问题，而直接导致这一结论，即缺乏西方式民主形式的，以一党专政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之现代的以民选和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这个结论符合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吗？中国这34年的改革开放，78-88年是集中于放开农副产品市场，政治上的调整就是用对农副产品市场的协调和监控取代了一刀切的指令式公社化农业产销机制。89-99年的调整就是用对轻工业品市场的协调和监控取代了一刀切的指令化生产，果断抛弃落后的生产技术，鼓励国际投资和进出口，以及剖分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化。2000年到2008年的调整就是房地产市场化，完善股市和期货市场机制，以及建立完备的国内物流和生产链。2008年以后的调整就是平衡地域发展，促进内需，增加对高技术和自有知识产权的投入和维护。所有这些，总而言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在行政能力上，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能力上，比之34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信息网络化，数据库化，条管数据库一体化和数据处理汇总电子化，大大加强了中央部委对地方经济状况的掌控程度，以及进行切合当地实际的微观调控能力。所以30多年前报纸上整天唠叨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死结”已经逐渐淡出当今的政治语言和群众的忧心视线。国家对现代高速网络化的金融资本流动的管控能力大大超过华尔街大鳄的资金调动能力。所以20多年前全民忧心的国际游资打击香港，以及对外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股市汇市的恐惧心理，也逐渐淡出人民忧心的视野。近十年，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国际炒家通过炒作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打压中国企业获利空间，曾经是21世纪初中国的心痛。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整合国内出口企业，整顿进口渠道，大笔投资国际原材料产地，多种措施之下，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玩阴的坑中国已经难以获利，只好正面和中国在世贸组织对簿公堂。直至近年，中国甚至在新技术开发，专利申请方面，至少在中文界面市场上已经不占下风。国内连锁零售业和速食业也没有被国际品牌打倒。 所有这些，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利用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不断加强行政能力获得的。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互不统管，州政府和市民自治的市政府互不统管。根本无可能建立条管的通畅信息汇总和决策渠道。联邦议员和地方议员无法及时和精确获取隔层的实际经济运行信息。只能依据错误偏颇的新闻舆论，标的不明地胡乱放炮，只求吸引选民眼球，不顾经济实况，比如对中国制裁竞选时大言灿灿，上任后发现完全无法实施。这些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导致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议会针对企业和商业管理立法，从来无法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结果只好一刀切，无的放矢，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行成本，阻碍自由竞争，迫使企业向国外转移。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导致配套企业失去竞争力，迫使组装企业将生产能力转向海外。企业空心化，商业讹诈化。对专利的僵化管理导致垄断企业可以雪藏新技术，阻碍创新。对动物和人体药物实验的僵化条框导致新药成本大幅上升。所有这些，罄竹难书，都在不断地蚕食着美国前行的基础。而美国上上下下，明了到所有这些的根源正是促成美国250年繁荣的高度地方自治的民主政体这样一种体制性痼疾的人寥若晨星。 在前信息时代，资本主义的权利地方化，小团体民主自治的政治结构，曾经有效地克服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信息缺乏和反应缓慢以及欺上瞒下的痼疾，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全球化。曾经是人类事实上最大和最成功的进步力量。可是，信息社会的今天，资本主义的权利地方化，小团体民主自治的政治结构，却很不幸地在信息一体化方面日益落后于以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具有日益强大的微观调控能力以及迅速重拳出击能力的中央集权体制。行政能力的落后，已经使传统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在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信息化社会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竞争中日益落于下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论断，终于在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日益成为现实。 现在，中国虽然没有进行外观结构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体制内的信息化，条管化，一体化，自动化已经使得系统的有效性千百倍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行政能力的各个方面上正在和已经超越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内在的改革，已经在促进和保护中国经济34年的持续发展上发挥了人所共知的重大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内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很多不是自上而下由党中央发起的，而是迫于外部环境，例如打时间差的金融业腐败，例如国际游资的反复冲击，例如知识产权方面的数次惨败，例如稀土卖白菜价，而亡羊补牢式地被迫建立起来的。但是之所以这些能够建立起来，却不得不称赞共产党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和包容能力。反之，美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州政府对联邦政府集权的反制，市政府对州规划的抵制，议员和行政主官因为自身知识欠缺对信息化的抵制和漠视，导致美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举步维艰，行政效率日益低下，让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的人无时不感慨，凭这群脑残加顽固的政客，无的放矢消耗美国国力，将来凭什么和中国竞争世界的领导地位？ 回头说朝鲜，它落后就落后在僵化和前信息化。如果他能够接受中国式的信息化管理经验，接受和中国经济一体化，中国带动它达到辽宁水平不过是小菜一碟。关键看小金能否有这种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