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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共有党员约83万余人。总规模约为中国共产党8512.7万名党员的1%。 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2099名，占70.3%。 2237名全国政协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约40%。 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工人党员698.9万名，农牧渔民党员2442.7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党员681.2万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党员1841.3万名，学生党员253.9万名，离退休人员党员1485.2万名，其他职业人员党员623.6万名，普遍代表社会各基础阶层。八个参政党虽然党员人数较少，但是从其成员的来源，代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科研，以及华侨和台湾同胞中的支持国家统一的理性精英团体。这些经营团体一方面对国家的富强和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骨干作用，一方面因其人数稀少，工作繁忙，专业化程度强而容易成为国家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参政党的存在，对避免中国一党政治架构下容易陷入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问题，避免国家政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保护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政治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发展土壤，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万鄂湘, 建立于1948年1月1日，总部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党报 《团结报》。原来是李济深、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等人创建的，坚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左派政治联盟。后来许多国民党籍的倒戈将领和被俘释放的军政人员加入。截至2012年底，共有党员约10.2万人。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在中国大陆的原国民党党员或其子女、亲属。 2.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张宝文,建立 1941年3月19日.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941年3月，民盟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三党三派之称。民盟自创立始起，即与共產黨协商一致联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多黨共治。1944年9月10日改现名。现在“民盟”的成员，主要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共有成员约15.7万。民盟主办有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群言》和机关内部刊物《中央盟讯》。《光明日报》最初是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 3.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 陈昌智，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地址：北京 朝阳门外大街吉祥里208号。抗日战争结束后，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教育界高级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筹划建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性组织-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建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14万多人，大多数为经济界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士。其中，有3338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6637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3709人担任区、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还有4152人担任各级特邀、特约监察员、检察员职务。民建主办《民讯》和经济理论杂志《经济界》。 4.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严隽琪，成立于1945年12月30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是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截至2012年12月31日，民进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市县级组织335个，基层组织6816个，会员13.3万余人。全会成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2066人，各级政协委员11600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62人，全国政协委员80人；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920人。民进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是《民主》杂志。民进在参与教育立法，推动民办教育，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并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经济转型、反腐倡廉、社会建设、国别研究、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等方面持续反映社情民意，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5.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陈竺，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55号。目前，农工党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党员总数12.56万人。 农工党主办有中央机关刊物《前进论坛》杂志。初期邓演达希望能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种势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党纲的特色是致力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6.中国致公党，主席 万钢，是于1925年10月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在美國舊金山組成的華僑政黨。地址：中国北京安外大街55号。现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致公党致力于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关注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现有成员约4万人。办有《中国致公》《中国发展》杂志。 7.九三学社，主席 韩启德，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14号。其主要宗旨是强国富民。九三学社的人员组成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常见职业分布为教师、医師、工程师等等。截止2012年底，九三学社有30个省级组织，292个设区市市级组织，26个县级市组织，5236个基层组织，全国社员总数已达132000余人。社员 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共有1938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的共有10029人，担任县处级以上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共有1042人。九三学社先后拥有 17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成员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刊物有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与科学》和在社内发行的《九三中央社讯》。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 林文漪，1947年2.28事件后，部分台湾民运人士逃往大陆和香港。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诞辰纪念日）由謝雪紅等支持统一的流亡台湾民运人士在香港成立。现在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籍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台盟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目前，台盟在17个省、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2700多人。

中国的农民问题，事实上不是农民问题，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不足问题。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来源：2012年美国工业劳动力总数：3146.5万。 完成工业产值 30105.6亿美元。 人均95680美元。 中国工业劳动力总数：23555.75万。完成工业产值 37268.31亿美元。人均15821美元。中国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23.8%。 但是，中国每个产业工人创造的工业产值只有美国产业工人的16.53%。 连1/6都不到！ 同期， 美国农业劳动力总数：108.5万。 完成农业产值 1724.8亿美元。 人均158968美元。 中国农业劳动力总数：27787.8万。完成农业产值 8309.27亿美元。人均2990美元。中国完成的农业总产值是美国的482%。 但是，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产值只有美国农业劳动力的1.88%！ 一个美国农民的产值是一个中国农民的产值的53倍！ 人均工业产值低，大家可以怪罪中国产业升级不够，生产的绝大部分是低附加值产品。 可农业呢？美国的大米白面水果蔬菜，价格并没有卖到中国同类产品的50倍。实际上价格差不多。 美国主食也是大米白面青菜水果猪牛鸡鱼肉。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怎么会这样？中国农民真“差劲”到那种程度么？ 事实是，中国因为实行严格的户口和暂住证制度，大量事实上的失业者被计算为农村劳动力，困在农村无所事事混吃等死。 这样的劳动力有两亿多。基本上等于又一只全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大军。 美国开垦耕地面积266,440平方公里,合农业劳动力人均245567平方米，或者368亩。 中国开垦耕地面积629,380平方公里,合农业劳动力人均2265平方米，或者3.4亩。 虽然中国有限的耕地迫使农民精耕细作，不可能一人管300多亩。但是一个农村劳动力照管15亩耕地并没有绝对困难。 试想，如果中国城镇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农业人口降低到每个农村劳动力照管15亩耕地，则农业劳动力将下降到6293.8万人。 如果仍旧完成农业产值 8309.27亿美元。则人均达到13202美元，或者8万多人民币。这个就和中国工业劳动力人均创造的产值近似了。 可见，中国的农民贫困问题根本不是农业政策，农民税负，和农产品价格的问题，而纯粹是有序地城镇化和渐进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进程中无法避免的过程性痛苦。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中国城镇化进程将逐渐提速。在未来20年中，农村剩余的2亿多劳动力将全部城镇化。届时农业人口人均收入将和城镇从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接近和持平。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大功告成，基尼系数等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指标也将有效改善。 到那时，再来评论中国和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将会有明显不同的结论。

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执政集团对国家对人民危害最严重的从来不是贪污腐败，而是，按危害从小到大，位列贪污腐败之上的， 还有这些： 7.教条主义，机械化办公。–不收礼，不通融，公事公办，滴水不漏。看似清正廉明，但是每一个行政决策都反复推敲，言必有据，行必合法。事实上把行政司法化，效率低下，完全没有创新精神，完全没有责任感和紧迫感，结果导致商机丧失，民间疾苦被搁置，为处理积案导致机构臃肿，行政开支高昂。为免责互相扯皮，民众呼声被踢皮球。这个历代都有。中国现代也不少。欧美的政府雇员更是多数陷于这个套路，才被反应迅速的财团玩弄于股掌之上。 6.行政洁癖，严刑苛法薄俸。–明初的剥皮实草，后来的厂卫横行，武则天的酷吏横行，似乎大快人心。但实质上大大降低了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人人自危，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上下打点，以及为了筹集打点资金没命贪腐，穷尽民力，以及不知明天还有没有命在，当一天官就穷奢极欲享受一天的末日情感，实际上使得行政体系成为害民体系，最终导致王朝垮台。新中国的文革扩大化，就是这个套路。幸亏有了邓公的拨乱反正，新中国免予了这个灾难。 5.理想主义，刚愎自用。–中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例如王安石变法，失败就失败在这上面。执政者脱离民意，拍脑袋推广不成熟的政令。结果被下属贪官污吏有意把经念歪。便民成为劳民，利民成为害民，惠民成为刮民。这个虽然我不记得葬送了哪个朝代，但是宋，明短暂的中兴却是历史的教训。新中国开始搞的什么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人民公社，学大庆学大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这个套路。幸亏有了邓公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中国将自己引领出了这个陷阱。 4.地方割据，各自为政。–大唐就倒在这上面。安史之乱之后，各地军阀征战不休，国力耗尽，民心思定，才有宋太祖黄袍加身，轻易取得大位。中华民国的失败，前一半就是这个套路。新中国坚持党对军队的集中领导，将这种矛头消灭于萌芽中间。 3.君臣内斗，不务正业。–大明就失败在这上面。朝堂上争吵不休，民间疾苦无人问津，终于内忧外患不可收拾，大好河山送与外族。新中国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革命，一副重蹈覆辙的景象。但随着邓公掌政，拨乱反正，走出了低谷。新中国在这上面犯过错误，但是迅速得到了纠正。 2.不整武备，投降媚外。–中国三个朝代栽在这个上面。前有两宋自毁武功，先败于辽下，后败于金，终灭于元。中有大清，忌惮汉军，数败于寥寥海寇，割地赔款，耗尽国力，最终败亡。下有民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面对日本一溃千里，最终葬送了中华民国。新中国前拒美国于国门之外，后抗苏联于万里北疆。新中国没有在这上面犯错误。 1.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个的典型是隋炀帝，修大运河，三伐高丽，民力用尽，国家也就亡了。秦三世而亡也是这个套路。相对新中国，朝鲜战争，三战越南，薄惩印度，硬抗苏联，都是亢龙有悔，适可而止。新中国没有在这上面犯错误。 在这七条以下，第八条才能轮到贪腐。然后第九条才能轮到铺张浪费和面子工程。第十条才能轮到官员个人生活作风问题。 但是现今的中国民众为什么最恨贪腐？因为这里面，前两条新中国没有。三四五六共产党的自我纠错机制已经成功应对。第七条和第九条难以量化。而贪腐和个人生活作风直接加剧平民百姓对社会不公的切肤体会，才成为众矢之的。 为什么国际舆论，公知，以及其他的各色反共反华角色，都着力攻击中国贪腐问题？因为他们的主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控制公务员贪腐上，由于贪腐合理化，模式化和期货化，表面上显得比中国高明，但实质上，欧洲，特别是欧猪国家，位于第七位的教条主义和机械化办公，已经严重迟滞了他们的社会发展，直接导致行政能力和财政崩溃。美国困于州政府权力过大，各州自行其政，以及联邦政府机械化行政，效率低下，导致债台高筑，再加上两党恶斗，鸡毛蒜皮的什么同性恋，控枪，医改占据政府大部精力，再加上充当国际警察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害上了行政十大弊端的1，3，4，7，再加上个别人如克林顿的作风问题，行政疾病比中国严重得多。日本也困于问题2（美日安保），3（首相更换频繁），5（对外政策如发梦一般），7（内政严重效率低下），国力难以振作。更不用说印度，除了2和6都占全了。 这些弊端，已经导致西方国家发展乏力，政府日益失效，国家（美国，印度）和国家联合体（欧盟）趋于解体，滥用武力趋于失控（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 他们没有能力修正自己的弊端，又眼红嫉妒中国超高，而且还在日益提高的行政效率和以此为润滑油的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更让他们恐惧的军力提高，只有火力全开，放大，丑化，造谣，中伤中国官员的贪腐程度，希图引起中国同样痛恨贪腐的百姓的共鸣，以期形成雪崩效应，搞乱中国。 如果中国果然跟着这种国际国内舆论的步调走，捕风捉影，严刑酷法，虽然表面大快人心，但最终会搞得政府官员人人自危，把第八类行政弊端上升为第六类，为中国的发展制造更多的阻力。就算搞不成第六类，搞得官员不敢临机决断，以免被诬陷收取私人好处，第八类行政弊端也就上升为第七类。如果中国领导层脑残到放弃一党制，搞得拍脑袋的西化派上台，中国行政弊端就上升为第五类，第三类，和第二类。 如果这样，因为中国人均GDP仍旧远低于西方，如果中国行政效率开始与西方比烂，西方凭借其财富底蕴，技术底蕴，和民众教育程度底蕴，仍旧可以很放心地说，能够最终战胜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无论政府还是私人研究机构，还是他们的说中文的代言人，都将中国的行政体系中的贪腐作为首要攻击目标的根本原因。 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中国的健康和中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而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们将贪腐问题看作打垮中国行政体系优越性的脆弱点。正在全力攻击。中国的民众，很不幸地，成为了他们的协从。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就得忍受官员的贪腐。贪腐作为中国现存行政体系中的危害第二大弊端，必须得到有效地控制。中国多年来行政监督体系，立法进程，和司法体系的完善，都在朝向进一步控制贪腐的方向发展。人民舆论的促进和监督功不可没。 但是，人民同时也需要擦亮眼睛，了解到世界上还有比贪腐更加致命的七大行政弊端。中国政府摆脱其前二，有效控制其前六，而西方鼓吹的普世政治体制，却无一能够幸免。其中第一第三，特别是远比中国严重的第七，正在严重削弱他们赖以遏制中国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的行政体系，有着事实上的，非常大的先进性和高效率。我们的确还有何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爆料。但是，我们不需要，用一套失败中的，比我们现行的体系更糟糕的，虽然有希望更快解决贪腐问题的，以前门趋狼后门进虎的方式解决贪腐问题的，符合所谓普世价值的，事实上落后的，正在失效的，连欧美日加在一起都无法挽救的，必将被历史唾弃的体制，来取代我们现行的，已经有35年成功实践的，不断改进的有效体制。 馒头里有沙，你就丢掉馒头去啃窝头吗？当然不！

颜色革命的目的根本不是将民主加予穆斯林世界，而是，从根本上就是，利用充分放大存在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地区的内部矛盾，将这些地区的政府失能化。而因为现代文明社会高度依赖需要强有力政府维护和发展的基础服务设施，例如水电煤气通讯邮政物流。如果一个地区被政府失能化,这一地区将绝缘于现代文明发展。人民生活将退化到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水平，对生活资料以及能源资源的需求将降至最低。总而言之，就是“非人化”。 现在，索马里和阿富汗已经下跌到了这一点。许多战乱中的非洲国家，也在向这一方向坠落。比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如果不是中国伸出援手，帮他们停止战争恢复经济，他们也会走向同一途径。 这种去文明化的进程，恰恰是西方世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一种较温和表现形式。利用种种借口毁灭非白人国家的政府，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帮助新政府恢复稳定。这种计划如果成功，世界上70亿人口中的60亿，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都将陷入大量人口自我毁灭的绝境，被排除出世界文明的进程之外。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正面的力量。他和俄罗斯组织了上海合作组织，稳定了濒临崩溃的前苏联东方加盟共和国。对朝鲜的坚定支持稳定了东北亚的恐怖平衡。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的支持使得东南亚免于崩溃。对非洲的投入稳定了苏丹等多个国家。 现在斗争的核心就在中东和地中海南岸国家。中东因为穆斯林分裂主义对中国存在现实威胁，中国一直无法稳定投入。他们这种自杀性的理念已经导致利比亚，埃及，伊拉克陷入混乱。更不用说利比里亚了。现在轮到了叙利亚。虽然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和穆斯林极端恐怖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为什么美欧还要支持他们？因为彻底去文明化的，没文化的恐怖分子，对美欧根本不构成威胁。反而恰恰给美欧提供了搅乱更多国家的借口。 而这些国家一旦倒下去，无论中俄都很难有能力将他们重新扶起。因为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是天文数字。如果任由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将不是被经济发达的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中国最佳的贸易伙伴们，所军事包围。被自家一大堆怕打破的瓶瓶罐罐的国家军事包围根本不可怕，因为他们根本就缺乏军事进攻中国的动力。反之，中国将被索马里一样的流氓海盗国家包围，既没法讲道理，也没法做生意。杀不尽，赶不绝。像苍蝇蚊子一样把你耗干。试想如果蒙古，朝鲜，台湾，菲律宾，马来，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土库曼，吉尔吉斯，阿塞拜疆，都索马里化，恐怖分子前仆后继涌入中国，中国还有希望么？就算有3000枚，30000枚核弹，也死翘翘了。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必须站出来，减缓，尽量减缓美国和西方将小国去工业化，去文明化的进程。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建立和扩展稳定之弧，和平之弧，同时下大力气开发新能源和航天技术，才能够打破这种很容易被脑残的反政府派别接受的崩溃进程。 制止这一进程，需要一个节点。叙利亚不一定是。所以叙利亚未必能逃出这一厄运。这个支点也许在伊朗，也许在缅甸或者朝鲜。现在并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坐视印度分裂。这是生死的对决。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战役，正在这个星球上以非典型的战争形势展现。 我们都是目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