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纪念合集
一
我当时在场。时间顺序如此：
19890603 17-21时左右：我在东长安街。数十以连为建制的士兵未携带枪支士兵沿东长
安街试图徒步进入广场，被围观群众阻于广场之外，遂在路南草地中原地坐下休息。
19890603 21-22时左右：我在南三环。屯于尚未竣工的南三环木樨园桥大红门一带的部
队首先发难。高挽袖口，佩戴钢盔，刺刀上枪，高声喊杀，以营为建制，成密集队形，
沿永定门外大街跑步冲向天安门广场。途中义愤群众纷纷向队伍投掷碎砖石块。数名士
兵被击中要害掉队，为群众围殴致死。这支部队进入广场后转进周围政府建筑，对天鸣
枪，防止对政府建筑的冲击。
19890604 0时左右：我回到天安门广场。不时有流弹从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方向高
角度射向天空。我试图沿西长安街探视，结果被密集队形，横跨整条长安街，从南侧墙
壁到北侧墙壁，缓缓行进持枪军队所阻在中南海一带。无法通行，遂踏车东返，知事不
可为，遂沿南河沿大街北向离开广场。
19890604 7时左右：我于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北去列车。沿途看到多处军车火起。
19890520戒严之后，我曾蹬车四出察看进京军队部署，在石景山首钢厂区看见数百装甲
运兵车停于大道之上。在现在的西南四环，原来的五棵松以南，看见数十遍布天线的指
挥车，被伐倒的大树阻于乡间道路之上。在未通车的东三环木樨园桥下，有数百装甲运
兵车和新式无牌照军用卡车，装满士兵。在大红门部队冲锋之前，我还聆听一位自称连
长的人站在卡车上向百姓讲话，声称解放军绝不对老百姓动武。在东三环南磨房路一带
，数百辆崭新军用卡车驻留。部分军车车胎被放气。在南苑大红门路，上百辆装甲运兵
车驻留。西郊黑山扈路，北郊，也有军车驻留。这些新车无一遭到损毁，无一被士兵抛
弃。无一进入三环以内。
值得注意的是，我所看到的军车全部都是崭新型号。而6月4日起火军车无一不是在4日
凌晨才从北京各处军事单位开出的老式60年代款式解放卡车。且司机无一不是停车后弃
车而走。起火地点都在三环以内空旷道路上。无一造成周围房屋，树木失火造成二次灾
害。且起火时间多在天亮时分，广场大局已定，街上群众已被枪声吓跑之后。
因此我一直坚信，军车起火绝对是为了证明戒严合法性制造出来的。
另外，64学运失控于外地学生进京。5.20戒严令下达后，绝大多数清醒的北大学生，我
即其中一员，充分明了如果学运立即偃旗息鼓，大家罢课返乡，将对土共合法性造成最
大挑战。下达平乱令后无乱可平，将最大限度加剧党内两派对立，为中国变局赢得时空
。反之，一旦广场坚持不退，使镇压功成，则保守派大获全胜。法理上和英明上都获得
决定性胜利。中国民主运动将一蹶不振。但可惜的是，1)部分幼稚者幻想解放军不会对
学生开枪2)部分怯懦者坚持要求党承诺不秋后算账3)部分脑残者认为流血会唤醒人民。
在广场静坐峰值数十万人之后，终于在最后关头，我等无法劝说最后不足千人离开广场
。终于酿就惨剧。死者不但葬送了自己，葬送了自己的家庭，也葬送了中国学生民主运
动至今已长达21年之久。
可悲可叹。
二
六四期间所作的唯一感觉自豪的是，就是曾帮助数位外地进京热血学子，在北京公交瘫
痪之后，找到他们的同学，亲戚，朋友，而不至于滞留广场，陷于无价值之灾。
三
当时仅仅我亲眼目睹的，就有至少两个机械化师，一个军级指挥部，四个摩步师。而我
没有来得及看东部和东北部。而这仅仅是被百姓截停在公路上的。
当时北京地铁全线停运。部队从五棵松一带部队大院进入地铁隧道，跑步开进城内重点
政府机关。待到兵力确保全部政府机关无虞后，地面部队才开始开进。
那时每天都有数班次部队直升机巡视广场。
在“暴民击杀军人”之前，在建国门一带，还有其他地方，6月3日傍晚发生多起试图诱
使“暴民击杀军人”的事件。例如数十手持棍棒的不明身份人士突然从汽车跳下对围观
群众一顿乱打，然后上车扬长而去。然后军人沿同一路线开始进军。
例如带无子弹武器军用大巴被弃置木樨地。
只有发生“暴民击杀军人”之后，开枪镇压才获得合法性。
四
是的。学生太NAIVE。尤其是外地进京学生。
后来就失控了。最后那千把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劝离，结果酿成惨祸。
他们中的无辜丧生者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用自己家人的一生悲哀，证明了中共元老派
镇压决定的正确性，连累了众多为了保护他们受伤死亡的北京市民。
不想被赵紫阳利用，结果被赵紫阳的对手利用到挫骨扬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连累家人
永世不得翻身。
这个实在让当时能够看清事态发展的人，永世扼腕。
赵紫阳5月19日，戒严令前一天，亲赴广场，并非象某些人所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而是幻想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学生自
动离开广场，制造已经内定通过的戒严令缺乏合法性的结果，将自己的政治筹码最大化
，谋取绝地反击。
可惜的是，那些所谓的头头们识破了赵紫阳的“阴谋诡计”，决心不被赵紫阳所利用，
但是却被赵紫阳的对立面吃肉不吐骨头地利用到底。
人傻不要紧，傻还要自作聪明，自以为高赵紫阳一筹，结果令人可悲更加可恨。
我们当时的观点是，已经注定被利用了，事已至此，镇压迫在眉睫，两个坏蛋（赵紫阳
和李鹏）必须选一个，主动选择总比被动选择好。但是那些人拒绝了。一定要坚持到最
后一刻。让子弹来为他们做出选择。而子弹掌握在邓李手里。悲剧就铸成了。
此后21年，每念及此，无不扼腕叹息，悄然泪下。
虽然我的好友无人殉难，被捕，受伤，甚至无人受冲击和秋后算账，但那些天安门母亲
的孩子，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是热血青年啊。
五
动了十几万兵马，耗时一月，搞定数千赤手空拳的平民，双方亡数百，伤逾千，路人和
居民被误杀数十名。最后被定有罪的不过百余。
这种“战绩”你是头你好意思再提？
还不够丢人的吧。
事实上当时是个人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知道，如果仅仅对付示威学生，数千警察足矣。
可是当时中共元老派和改革派分歧巨大，公安系统无所适从，才造成治安混乱。不得已
调兵，可是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导致不得不采取预防兵谏的措施，长途调兵，快速
轮换，震慑军内不同意见者不得轻举妄动。事实上直接参与清场也就数千士兵，5个小
时。
而所有这些密辛，全都不可见天日。所以整体事件的高调纪念也就无从谈起。
六
军人们写回忆录也没有真话可讲。因为我的一个小时玩友，曾在当时在内蒙当兵。
后来偶然碰到他，他说他们当时是长途拉练演习，坐了一天一夜车，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停车后不许下车，不许和百姓讲话，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在车上憋了好几天，然
后在一个部队大院住了一段，就开拔回去了。
六月一号可能吧，黑山扈一个排长什么的，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军事演习，原地待命，其
他一无所知。对学生和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很惊讶。
另外据说，当时部队轮换极快。6月4日前和群众接触过的部队根本没有参与清场，紧紧
参与重点单位卫护。6月4日凌晨上刺刀开枪的部队，天明前就整队返营了。4日到6日戒
严站岗是第三批，然后又有第四批。没有任何中下级军官军人经历全部过程。
当时暂新军车全部没有牌照，装甲运兵车全部对编号做涂抹覆盖处理。百姓根本无从得
知部队番号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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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9年）[节选]
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称胡耀邦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队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4 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四千多人出席了追悼会。
4月15日至24日，胡耀邦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煽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利用大小字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
4月24日至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赵紫阳同金日成相互通报了各自国内的情况，并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对当前事态明确表明态度等建议。当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事态。政治局常委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5日，邓小平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同日，北京、上海召开万人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坚决、迅速地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与北京高校学生及其他各阶层人士座谈、对话。
5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3000多名各族各界青年参加大会。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他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5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5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北京已出现无政府状态。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呼吁学生们停止绝食。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李鹏说，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有多少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北京已经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李鹏呼吁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在访问期间，杨尚昆、赵紫阳、李鹏也分别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会谈。18日，《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退让。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希望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希望广大同学和各界群众立即停止游行活动，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北京市市民书。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他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邓小平指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6月3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内的一些重点保卫目标。
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
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接着，邓小平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说：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最后，邓小平做出总结：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更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邓小平还提出了近期要抓的几项工作：一是经济不能滑坡；二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三是平息暴乱抓到底。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赵紫阳的错误，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全会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江泽民在全会上讲话说：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6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
6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出席。会议由李鹏主持。江泽民就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经济工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决不会变；不仅不会变，而且要更好、更有效地坚持改革开放，使这一伟大事业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江泽民还强调：要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会议还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通过批准1988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会议初步审议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决定公布这个草案，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研究修改，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7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纪念“七一”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提出，要下决心对各级党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他说：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党的战斗力，这个任务已经突出地摆到全党同志的面前。
7月11日，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等香港知名人士。江泽民在会见时说：用“一国两制 ”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不只是外交上的需要，而是从香港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样解决，对香港、对整个国家有利，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有利。在处理港澳和台湾问题上，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7月12日至15日，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明确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学生，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4日，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与会的部分代表。
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平息在北京发生的旨在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暴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
7月17日至21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长和首都主要新闻、文化、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会议。20日，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明确今后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按照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7月19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关于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声明》对美国国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表示极大的遗憾。7月20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6月29日和7月14日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修正案一事，进行严正交涉。7月22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发表《关于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对美国国会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意愿，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反华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
7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
1976年清明，相当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 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到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天安门事件对周恩来的悼念，其矛头是对着他的。后来，悼念群众与当局发生冲突，发生了群众掀汽车等事件。毛泽东发了火，说，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了汽车，说这是反革命性质的。他下令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群众。但是，当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也没有调动过一辆坦克。不是毛主席调不动坦克，毛主席像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调动军队的，有能力比邓小平调动更多的军队，他没有调动，他不需要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才需要动用军队呢。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点牢骚，是用不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来介入的。四五运动中，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用野战军。
同样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就严厉多了。开始只有少数学生游行，邓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为动乱，大有秋后算账的架势。后来，学生不买他的账，他不仅派了几十万野战部队，而且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结果，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坦克碾过了年轻的身躯，枪口扫射了学生、居民、救援者甚至医务工作者。邓小平曾经有句名言，“不怕流血”，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屠杀的潜台词。结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两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 年的春夏之间，春城无处不飞花，京城无处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选中的第四代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说自己“冒失地”到法国去，“ 冒失地”在百色发动起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北京，下令挺进天安门。在不怕青年学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说话，不怕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一点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相形见绌了。
为什幺两个类似的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如此不同呢？这是因为，四五事件，学生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运动的不满，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同情的一面，他处境不良，有学生同情他，对他是有利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学生对他恋栈专权是有批评的，他不面壁思过，反而认为矛头是对准他的。当听到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向他报告学生游行有批评他的口号时，他就勃然变色。他老人家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因此，他对后一个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是坚决镇压的方针。
同是镇压，毛泽东调动的是民兵，邓小平调动的野战部队；毛泽东调动的只有千百人，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毛泽东使用的是木棍，邓小平使用的是机枪和坦克。两相比较，毛泽东还是土八路，出手留有余地，邓小平则现代化了，准备大规模杀戮。结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镇压四五事件，没有死人，只有伤者；邓小平处理64事件，被枪杀者、坦克碾过者，官方至今讳莫如深，但通过海外报导及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与华国锋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处理四人帮事件后，华 国锋面临着处理四五事件的紧迫任务。当年，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华国锋顺应了民意，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关押的人全部获释，定罪的全部平反。华国锋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表现了一种敢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而且是敢于否定毛主席当年的结论，给全国人民心心牵挂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当然，这个事件的平反，是许多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支持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对于他所亲自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坚持不认错，不平反，并且，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镇压。他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判刑七年，对总的总书记赵紫阳非法关押了多年，并且由他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一直将赵紫阳关押到死。当年，毛泽东对于与他一起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搏斗的国民党死犯，可以进行特赦，而邓小平则把全党选举产生的党的总书记长期关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后，全国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缉、审判、枪毙的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参加学潮的许多学生职工，有的不能毕业，有的找不到工作。邓小平坚持的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的指示得到了 充分的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发生，他是高兴的。对于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悼念一个领袖，都是在天安门，都是学生和市民进行和平的集会。然而，对于前者，邓认为是革命的，后者则是反革命的，不仅是反革命的，还是暴乱性质的。小平同志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华国锋粉碎四人邦后，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写信给华国锋，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给华国锋一封信。信上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欢欣鼓舞呢？”一旦他掌了权，地位稳固后，他却宣称，华国锋这个人很坏，坚持将他赶下台。华国锋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会儿是英明领袖，一会儿是个很坏的人。他实在是个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古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俊杰。
不过，对于他做的事情，他总是一意孤行，从不认错。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明明错了，他硬顶着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三个党员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大会，被他下令开除出党。对于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说什幺不怕天下人反对，坚持镇压是对的，并且无法无天地将党的总书记隔离到去世。邓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反右伟绩，坚持着他指挥的天安门事件的正确和必要。与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多幺地刚愎自用、多幺地独断专横、多幺地残酷无情啊！
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相比，邓坚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乱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则在暮年认识到六四事件是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张及早平反。
杨尚昆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开始的立场是在理性处理和暴力处理之间摆动，对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在纪念五四的会议上、在亚行会议上提出的理性处理学潮的方针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后，当邓小平断然决定军管时，他倒向了军权在握的邓的一边。并且充当了邓的镇压方针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六四事件的流血处理，杨尚昆是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与邓的暴力镇压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后来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后，邓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权势渐大的杨家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杨家相当一部分权力。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他可能不希望杨家在军队中有太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会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可能担心自己死后杨家过大的军权不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他自己多次演出过枪指挥党的剧本，深知有枪就有草头王的道理，对于军权强大的杨家不得不有所提防，于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但是，对杨家的薄性，也不排除将杨家作为六四镇压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气洞的心理动机。这与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又把来俊臣作为替罪羊是一样的。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这从他对曾庆红和胡锦涛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杨多少可以暗示杨对六四流血事件负有责任，也多少让六四运动的受害一方出一点怨气。
杨尚昆对六四事件看法的转变的动因，一方面，对六四的处理，杨一开始就与邓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杨家明显地成了邓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后就被邓掷到了一边。杨对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杨尚昆在晚年，对六四的流血处理方式是批评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也否定了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他在遗言中曾经说到，六四事件是党的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早日平反。他曾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见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将来此案一定会是平反的。不管杨当初有多少过失，至少他最后认识到了当初暴力处理的失当，站到了历史的正确的一方。而邓小平则直到他死亡，一直坚持对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对于当年曾经充当过得力的助手的赵紫阳，他始终采取软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将光绪软禁在赢台一样。
与冯国璋相比，小平同志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
五四 事件与六四事件有点相似，处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处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军委主 席邓小平。两相比较，邓小平与冯玉璋的处理方式大不一样。
五四事件运动时，北京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曹外长。从法制的角度讲，学生中有些人独犯了民国的法律。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烧民宅，殴打政府官员，这是触犯法律的犯法行为。国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号下违反法律，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主张对犯法者惩治。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冯国璋，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竟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他没有因此将五四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没有说成是暴乱，更没有说成是反革命暴乱。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采用的是与学生对话的办法。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权、对话这样的概念，而且冯国璋是个粗人，他居然没有像八九年中国官员那样竭力回避对话，更不像邓小平躲在背后策划派军队戒严。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现场一共扣留了三十二个学生，经陈独秀，蔡元培等呼吁营救，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冯玉璋更没有秋后算帐，冯国璋没有在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开展大清查，也没有发表“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讲，没有下令将参加运动的学生、市民、工人进行开除，判刑，行政处分等惩罚。与邓小平相比，北洋军出身的冯大总统是多幺地温和、多幺地慈爱啊！是他没有军队吗？不是；他知道，国家外患内忧，青年的本意是爱国的，国家沉疴多年，积贫积弱，再也不能自我残杀、自我摧残了。
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琪瑞相比，邓小平对青年生命的看得轻如鸿毛
一九二六年三 月二十六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事件，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处理这两个事件的领导人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学生生命的份量，在这两个领导人身上，简单有天壤之别。
这一天，北京女师大等院校的学生在总理府前集会游行，起因似乎是为山东青岛问题，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程德群等数十人中弹死亡。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的国会支持学生，反对对学生开枪；检察院主持正义，认定游行是学生的权利，开枪是错误的；全国的报纸也大都批评政府。总理段琪瑞的态度如何呢？他来到死难者中，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虽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但作为一国总理，他承担了责任，并且真诚地有负罪感。段琪瑞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大辈子“不动摇”，直到临终。
他下令建立学生纪念碑，表示牢记历史教训；他抚恤死难者家属，并告罪天下，从此终生吃素。他还解散了那一届政府，表示了对人民和历史是有担当的。直到临终，段琪瑞还谈到那次流血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段琪瑞还是承担了历史的责任。段琪瑞对事件的处理是人道的，他领导的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 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邓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负责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则不同。他声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战军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他到死，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将百万人打成右派，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一样。与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后，他通缉运动的领导人，全国审判、关押、枪杀、行政处分了一大批人，一时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并且论功行赏，在“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过程中表现积极的人，一个个弹冠相庆，一个升了官。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邓小平漠视生命，不怕流血。女师大事件后，段琪瑞长跪不起，终生吃素，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为了承担责任，他辞去总理，解散政府，他对事件是负责的，对国家是负责的，对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则不同，64事件后，他接见进军天安门事件有功人员，大家饮酒庆功，按功论赏，一片欢欣气象。他还发表重要谈话，表示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段琪瑞这样的北洋总理，在对学生的残酷无情方面，怎幺能与邓小平这样的军委主席比拟于万一呢？一万个段琪瑞，也不及一个不怕流血的邓小平啊。
从镇压的血腥性来说，邓小平超过了沙皇
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于屠杀现场，而且表现于事后的残酷镇压。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俄国沙皇对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应该说，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要求俄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与北京六四运动不一样，改革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六四运动没有政权欲望，只有学生对国家反对腐败的诉求，只有国民对中国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中国的学生们只是跪着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十二月党人则要求沙皇改变农民政策，具有强烈的反对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这样，沙皇也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镇压。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将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 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邓小平的处理则要残忍百倍。他将没有任何罪责的总书记罢免，并将他软禁到死；他将同情六四运动的中央委员鲍同逮捕，当有关方面调查后认为鲍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时，邓勃然大怒，将报告掷在地上，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理由。结果，强行判了鲍同七年徒刑。邓又在全国发起了残酷的镇压运动，电视里每天播送着通缉全国的几十个学生领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数相当不少。单是大连一个目击者只是讲述了学生死伤现场情况，就被以造谣罪判刑二十年。邓小平还在全国发起了严厉的清查运动。许多人受到各种方式的处分，例如，行政处分。相当多的人因为参加或者同情六四运动，在毕业，工作，职称，住房等方面加以压制和刁难。中国当局不公布六四后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数其数相当可观。因为只是笔者小小的一个单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数甚多，只有文革才可与之相比，处理人数之多，文革也未必超过它。当时，凡在运动中签过名的，参加过游行的，说过同情学生的话的，都要一一说清楚。清查中，有的机构解散（世界经济导报），有的人员坐了牢，有的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记大过之类各种不同的处分，更多的人作了检查。笔者只是在听到六四流血后写了“哭爱国同胞血流大地，恨专制暴君无法无天”的对联，就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受到种种由此而起的附加处分。相比而言，沙皇没有将镇压扩大化，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大清查。与沙皇相比，在对待批评者的镇压的广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远。他实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像，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四•二六社论”背景简介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爆发了新的学潮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王丹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对政府的七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召雪。
王丹是学生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不过他仍然只是一个工具，受躲在幕后的“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令人费解的是，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及时揭露、批判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的活动，使广大学生、群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游行的大专院校发展到十九所，新华门前连续两天发生学生静坐和冲击事件。
凌晨，乔石召开有关部门开会，决定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秩序。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西安学生游行。
同时，西安一些地方发生了打砸抢严重事件，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围攻省委大院，烧毁汽车十辆、民房二十多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市公安机关宣布，44名参与打砸抢的不法分子被依法逮捕。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学生游行。
二十二日晚至二十三日凌晨，长沙市内发生不法分子在五一路、黄兴路殴打警察和群众，砸坏商店，抢劫财物等严重事件。三十日，长沙逮捕了9名打砸抢分子。
长沙街头打砸抢目击记
新华社记者 曹光晖 张勇 刘春贤 刘非小
喧闹的人群已经疏散，砸烂的汽车早已运走，可是十来个被洗劫一空的商店和柜台依旧是那副空空如也、破败不堪的惨状。２２日这个夜晚，给长沙人民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
就在这个周末，全市共有３８家商店、售货摊惨遭劫难，初步估算，造成经济损失８０万元以上。
这是长沙和平解放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严重事件。记者赶赴现场采访，目睹了这场劫难的全过程。
２２日上午，长沙市高校的４０００多名学生，打着“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横幅，抬着花圈，高呼口号，到市区游行。傍晚，游行的学生基本离去，宽阔的五一大道上，仍然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在议论白天游行的情况，多数是出来度周末和看热闹的人，少数人想趁机捣乱。记者在人缝中挤来挤去，只见一些衣着时髦、烫着流行发式的小青年，在街道上耀武扬威，大喊大叫，有的乱踢已经关闭大门的商店，有的对围观的群众挥拳踢脚，人们纷纷避开，但仍有一些人尾随起哄助威。
在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聚集着数千人。有些人见到汽车开过来就起哄，“呵、呵”地直喊，围上去就掀汽车，有的个体“中巴”司机被逼得下跪求饶，有的则驾车夺路而逃。这些人见广场中心的交通岗亭有一名警察在执勤，就围攻上去，有的扯他的衣服，有的抢他的帽子，有的砸烂岗亭的玻璃。
不久，记者在五一广场附近见到，五六个小青年拦住一辆小轿车，并跳到车顶上使劲地跺脚。围观的人群马上起哄，连声高喊“一二三”，“加——油！”记者挤进人群细看，这几个人正发疯似地在车上狂跳，大喊大叫，其中一个体形粗壮的家伙，猛地从车上跳下来，捡起地上一根很长的碗口般粗的树枝，对着围观的人群乱扫。人们连连后退，枝条差一点扫着记者。这时有人高喊：“警察来啦！”这伙人马上一哄而散，过一会儿见没有警察，又围上去闹腾起来。另一群人则围住一辆大卡车，跳上跳下，狂呼乱叫；见到三轮车也追打不休。后来，有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终于被掀翻砸烂，两辆汽车被抢劫开走。
位于五一路的新华楼削面馆，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市服务质量先进企业，“店学新华楼”的口号在长沙广为人知。晚上８时半，这里首当其冲受到歹徒抢砸。一群人发疯似的冲进去，把一楼的桌椅、柜台砸烂，还叫嚣：“先进店子，就是要砸！”歹徒们抢走了３个装钱的木箱子，一名女职工奋力搏斗夺回来一个，她的手臂却被歹徒打伤。
新华楼遭劫后，这群人高喊：“打地毯！”又冲向对面的新燕地毯商场。从晚上９点多到１０点多，这家商场先后两次被冲抢。
与此同时，邻近的一家眼镜店遭受更大的劫难。记者目睹一伙人冲进店内，一边叫喊，一边大砸门窗、柜台，哄抢店内物品。有的人抓起一包包高级镜片，使劲往口袋里塞，塞不下就像撒传单一样，往围观的人群里扔。
９时半左右蝴蝶大厦前的五一路上，密匝匝地围着一大圈人，人群里不时传来女子呼喊“救命”的声音。挤进人群，只见一年轻女子跌倒在地，有三四个男子紧挨其身，口吐秽言，并动手动脚。这位女子几次挣扎起来，都被这伙人推倒。正在危难之际，围紧的人群突然松动，３位壮实的汉子排开人群冲进去，扶起那位女子，抱着她越过铁栏杆，跑到蝴蝶大厦保护起来。记者事后了解到，这女子是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奋勇救她的是长沙市公安局的藏明芳、彭建龙、张宁３位干警。
抢劫，也袭击了最繁华的老商业街黄兴路。这条不足２公里长的街道，有４家店子被抢空，其中除长沙橡胶皮鞋厂的天鹅商场外，都是个体商店。
深夜１２时，长沙火车站也遭到不法分子的抢劫。
２３日凌晨，一队队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奉命出动，直奔出事现场。五一广场附近的银行门口，一名企图作案的不法分子，被两名警察当场抓获。潮水般的人群马上涌过来，少数人趁机起哄并围上去。另外几名警察赶忙站出来，大吼一声：“哪个敢来！”起哄的人吓得连连后退，但一直尾随到黄兴路上的公安局门口，有人试图冲进去。几名公安人员连声喝斥并鸣枪警告，这群人才退走。
在人流如潮的街头，我们不断听到种种议论。有的市民说：“这伙流氓土匪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不严惩怎么得了！”很多人都说，这样的事件是建国以来未出现过的，对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应予以严厉打击。（新华社长沙４月２５日电）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说来，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在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同意北京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的四点建议。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六四悲剧是一系列误断的巧合。
人民认为部队不会开枪，因此在木樨地以肉身拦阻戒严部队。戒严部队突击集团虽以营为单位，但木樨地方向，建国门方向，和永定门方向前线指挥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木樨地方向采取宽正面缓慢推进，结果遭到群众有组织平推阻拦，由于正面宽速度慢，纵深小，无法取得进展。对天鸣枪缺乏震慑力，军令压力下不得不开枪开路。但是因为全正面平推，虽然不会把两翼暴露给群众，不会造成群众尾随追袭，但群众逃逸困难，因此群众发生大量伤亡后才打开进军道路。虽然避免军人掉队伤亡。部队按时到位。
永定门方向采取窄正面高速突进，突出突然性，群众未能，不存在有组织拦截。进军迅速，到位迅速。但是将侧翼和背后暴露给被激怒的市民，遭受减员较大。但群众基本无伤亡。
建国门方向，采取以连为单位无武装纵队小部队行军。结果无法突破群众防线，被围于广场外道路两旁草地中。直到西南两侧部队到位后，才解围陆续到位。但是即没有造成群众伤亡，自身伤亡也很低。却有未完成军令之嫌。而且根本不为后世记得。
这三策在战后内部评估中，哪个得到更多赞许，不得而知。
就是说，以现在的中国国情，重提六四平反，以及海外民运针对中共的活动，事实上是在挑战中国人民的利益。正在受到中国基本底层人民的唾弃。
如果他们理解中国人民，就该忍气吞声，洗洗睡了。
六四中可称领袖的人物，我唯一敬佩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六四后去国之后，绝口不再谈六四。因为他们真正懂得，不谈是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帮助。个人荣辱轻如鸿毛。人血馒头义不食之。即使被后人忘记，在所不惜。
仍旧上窜下跳，甚至捏造每3.5秒一例堕胎的拙劣谎言，就是彻底和中国人民为敌了。最后一句给柴玲。
此文后我将追随方教授夫妇，修闭口禅去也。
“一个骑在人民头上，无法无天的政权。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从开始就没有”
在中国，法是党制定的。司法是党领导的。所以奢谈合法性是何等幼稚可笑。
反过来，无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权是否合美国的法或者你心目中的法（不要跟我提中国的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明文写在宪法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特别指出中国人民是皮，中国共产党是毛。而且中国共产党也知道这个。而且这个也是中国人民求存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还远远未到晚清政府或者北洋军阀那样为自己利益不惜最大化损害人民利益的地步。所以武装革命没有群众基础。
同时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非中国人民的军队，政府对人民在武力上有压倒优势。这个和西方不同。所以冷兵器街头暴力革命没有成功可能。
所以对中国人民而言，只有两条道路，一是非暴力不合作，二是体制内运作。
前者一不合中国民情–牺牲自己生活水平去不合作历来是傻蛋。
第二也就成了唯一出路。而第二若要成功，必需拥有绝对宽松外部环境，就是说没有外部敌对势力虎视眈眈，随时想占中国便宜。如果有，保守派就会时刻保持警惕，打击异己。变革派永难得势。因为他们做出转变所露出的每一个破绽，都会被外部势力用于打压中国。中国体制内改革就更加举步维艰。
而海外民运的活动，恰恰在不断为时刻谋求打压中国的外部势力提供弹药。最近的例子就是柴铃女士在国会作证中国每3.5秒就有一例堕胎。
而这种为谋求打压中国的外部势力提供弹药的行为，恰恰是他们被国人视为败类，汉奸的事实基础。要求六四平反也是同类行为。这恰恰是眼睛明亮希冀改革的中国人民唾弃痛恨他们，唾弃痛恨海外民运的关键核心理由。
中国人民的心声：他们就不能为了中国的未来闭上他们的嘴巴么？
[如果民众对政府不满，又没有其它正规的渠道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无法通过选
举，媒体报道，等等方式，现在又说和平非暴力游行示威的方式因为有演变成暴动的危
险，所以应该禁止或者镇压，那你说人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如果正
好你出生在贫穷人家，或者你忧国忧民，你会怎样做呢？]
这里我向印度国父圣雄甘地致敬。他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难道路：非暴力
不合作。
[专制政府提供给人民的表达意愿的渠道，是不可能和民主社会相比的。
还别说一个不合法的政权，不是民选为民的政府，人民本来就有权利反抗。
政府的视频证据可以说明是人民先动手吗？如果是如此，既然政府是自卫，而且证据充
分，为什么政府不允许公开讨论此事，公开他们的证据，让双方对质啊？既然自己是平
暴，正义在自己手中，还掩掩藏藏的干什么？]
因为广场上只是冰山一角。动十万大军对付千余学生百姓，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而党内
派系内斗可能浮上水面吗？如果正义在自己手中，就无需掩掩藏藏，那么请问你被告知
粉碎四人帮内幕了吗？右派平反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因为胜利者的屁股也不是干净的。
[即使学生游行示威了，给了其他人一个打砸抢烧的机会，也不能因此说学生应该对这
些事件负责。 学生只是在行使自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
如果没有极大程度上威胁到国家安全，比如直接号召和参与恐怖行动，不应该被剥夺。
还别说他们没有恶意，没有下命令指使这些报复行动，他们的行为和恐怖主义相差万里
，所以对这些事件完全没有责任。]
学生自然不应为镇压负责任。但是做出留守决定的领袖必须对自己的料事不明负责任。
[另，退一万步说，如果是反对一个民主政府，有人杀士兵了，人家都是直接抓那些罪
魁祸首就行了，有必要伤害无辜的其他人吗？
还不说人民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有没有自卫，反击的权利。你说如果不是士兵先开枪，
或者已经作势进攻天安门，人民会为了什么原因杀士兵？而且在知道士兵们已经磨枪赫
赫的时候？不是找死吗？]
你知道有多少人扔砖头吗？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你知道为什么扔砖头吗？如果是你，六月炎热傍晚，你坐个板砖在自家胡同口摆龙门阵
，忽然一群大兵毫无征兆上刺刀喊杀冲过去，踹你一个跟头，你有没有扔板砖的冲动？
我当时好好骑车，被推个大跟头，才怒气攻心扔板砖的。
你觉得把这万把人都下大牢很公道？恭喜你，您的残暴度超越六四镇暴大军了。
[什么利用不利用。如果政府里面没有人同情学生的立场，不管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权
位，从而选择和学生谈判妥协，接受学生的条件，学生闹半天，会有什么结果吗？不要
忘了，是党有枪，不是学生和市民有枪。]
焦点是，学生已经被利用了，无论自愿不自愿。
焦点是，外地学生进京，特别是港支联的资金物资赞助（那几百顶cute的帐篷啊，当时
馋得口水都下来了，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顶），期待学生累了自愿散去已经不太
可能。更何况保守派为了证明镇压合理，不断用过激言辞激化事态，对学生已显胆怯的
可笑要求（承诺不要秋后算账）强硬不松口。
[现代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运动，在政府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武器之后，其目的都是给政府
施压，和政府谈判，让政府在某些方面做出改进。如果是想颠覆政府，那就不要走社会
运动，和平抗议这条路，直接上山打游击吧。不过这对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可能
了。在国力微弱的拉美小国可能还行。所以，把这场和平游行事件说成是颠覆政府罪，
必须镇压，简直可笑。]
问题焦点根本不是学生会颠覆政府，而是政府里的一派会颠覆另一派。事实是邓李派颠
覆了赵胡派。如果不镇压，结果就会是赵胡派颠覆邓李派。
[还别说，即使学生有错，但错不致死。
说只怪政府就太极端，事情要中庸看才显示智慧？
什么事都一分为二，各打几十大板就是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要被气死了。所有的法
官和律师也要被气死了 – 如果就这样断是非，那正义的实现就是太容易了。
如果一个谋杀犯杀了人，是不是也要用所谓的“辩证法”看两面？那个被杀的也脱不了
干系？是帮凶？不管一个人再有错，错不致死的话，杀他者就应该负全责。]
事实上，是君要民死，民不得不死。当时如果不流血，强硬派的戒严令就会变成荒唐闹
剧，他们政治上就必然失败。这和法律无关。而这也正是无论这二十一年经济发展成就
多大也无法洗去的污点。
[还有，政府为什么就不能答应学生们的条件呢？学生们不是说了吗，只要平反四二六
社论，和学生建立对话通道，就可以停止绝食，撤出广场。他们已经放弃最开始的诉求
– 反腐，要新闻自由了，已经做出妥协了，政府为什么就一点点让步都不做呢？
上面两点要求，都是很小的要求，影响到政府的当权执政了吗？可能颠覆政府吗？政府
不镇压就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了吗？就会文革复辟吗？]
收回社论？那炮制社论的难道有办法不引咎辞职？老邓会答应？连曹操都知道，做主公
的，知错改错不认错。而学生恰恰要求主公认错，不是取死之道吗？不要跟我说中共政
治局常委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主公。
[说镇压有合法性，简直是瞎扯。]
不是说镇压自然有合法性，而是说镇压必需有合法性，保守派才可以不下台。可悲的就
是，那些广场派给了他们制造镇压合法性的契机。而坐失了否定镇压合法性的唯一机会
，就是全面彻底撤出广场，罢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