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今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风向开始发生系统性的转变。

首先是全国律师协会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随后，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公开批评社会科学院被 “境外渗透”。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国大范围清查在华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

这种系统性的，互相关联的动作，不可能出自个别人的独出心裁，而应当是中国新一代领导层改变中国的大动作的冰山一角。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三月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后，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什么，答案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对习总书记的政策指向，国外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种认为他有红卫兵情结，要复活毛泽东时代；一种认为他最终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起初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来平衡反对意见。

这两种解读都一厢情愿。第一种解读错估习近平，尤其低估那整整一代人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情感。第二种同样错估习近平，尤其错估他对当代世界的认知。

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

毛泽东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创者，习近平的政策不会了无新意地照搬毛主席当年并非非常成功的做法，但毛泽东思想中对中国共产党党有利的部分他也不会拒绝。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取舍，会根据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决定。

习近平在墨西哥怒斥西方国家指手画脚，不是政治辞令，而是真心话，反映他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对西方模式的虚伪宪政，尤其对国际上打着人权旗号干预别国内政，是明显不认同和强烈反对的。民主可以讲，法治可以讲，但要由中国自己来解释，为我所用。西方形式的自由和宪政是绝对的高压线。凡可能削弱党、凡可能对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实质威胁的，都属于所谓“西方民主”或 “美国民主”，都属于高压线，都要坚决打击。党不仅不允许夺权，而且不允许分权。党不仅决不放弃绝对领导地位，而且不接受任何制约。党内如果有腐败，党自己动手术， 有问题自己来解决，绝不接受任何压力。这点不做任何让步。

习近平主席在党内的会议上反复抨击“极端势力和思想”。他主张走一条既不左倾也不右倾的中间道路。何谓“极端”，他这两年的执政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习主席看来，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和主张向西方多党制宪政转型的，都属于“极端势力”，都等于挑战他的“中间道路”。

对于习主席的这一思路，可以从《环球时报》的近期多篇报道查其端倪。在环球时报近期的政论文章中，只要主张宪政，主张分权，都被贴上“偏执”的标签。

而在西方国家的执政理念上，恰恰是宪政和分权，才属于中间道路。西方式宪政和分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中和、均衡，警惕与遏制任何极端。否定宪政才属于“偏执”的“极端思想”。拒绝制衡才是让其他各种“极端”或“偏执”造成巨大社会破坏力的根源。抛弃宪政而主张“中间道路”，在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中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种认知上的冲突，既是习主席面对西方论调的基本立足点。习主席的执政模式，表现出他对中国政坛上贪污腐败的官僚集团、权贵集团的厌恶，但是他绝对不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绝对性和合法性。 反之，他认为贪腐泛滥，官僚集团、权贵集团横行正是党的领导受到侵蚀的结果。官场越贪腐，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一个强大的，说一不二的党主持公道。

他相信党可以成为超越性力量，超越贪污腐败，出污泥而不染。他本人则是这个超越性力量的总代表，即终极性的超越力量。他要率领超越性的党开创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这抱负不能说不远大。可问题是，他全部信心的基础，即党的超越性不是任何人凭一己之力可以维持的。毛泽东没有维持住，文革以悲剧告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就是对党的超越性的松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越是垄断一切，就越跟现实利益纠缠不清，就越成为腐败和滥权的温床。在中国的历史上，靠个人的英明，专注，和敬业，不少帝王成就了短暂的盛世，却无法留下一个可持续的强大国家。

最近一段时间为中国人民广为称颂的反腐风暴，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挖出了很多腐败的大鱼。人民终于看到了喜闻乐见的“打大老虎”。这就是在说，前几任的总书记没有负起责任来，放任了党内的腐败。习主席的解决之道就是他领导的中央，以空前的担当负起全部责任，作为终极性的超越力量，自内而外自上而下整肃全党，恢复党的纯洁性。他坚信，只要把党整好了，真正脱胎换骨了，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就会发挥出无与伦比的效率和能量，将中国建设成无与伦比的强大国家。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性的退潮，强化了习主席的判断，鼓励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信心。这是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源头。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民意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民选择和认同的。只要给他时间和空间，他的目的一定能达到，一定会挽狂澜于既倒，解决中国人民最反感的贪腐问题。

但当家才知柴米贵，习主席当选掌握全局之后，才了解到党内腐败已经和中国的经济体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纵然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最后都发现始料不及。利用清党行动打击腐败和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反腐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条路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因此，强硬打击不同声音，为党争取缓冲空间就成了当务之急。

习主席的这种做法，却和中国现实的社会心态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今日中国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关键时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住房的普及化，环境保护和发展工业的尖锐矛盾，水资源的缺乏，等等仍然是比腐败更加切合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成度的社会因子。这些问题的缓解，非常依赖于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如果在这些方面出现纰漏，将给予敌对势力更关键的民意支持。当下中国因市场化、互联网尤其全球化的拉动，一旦经济发展受阻，各种社会矛盾就会面临雪崩式爆发。这即意味着，改造共产党是一场豪赌，比当初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没有奇迹，这场豪赌难有胜算。在加上现在中国面临的敌意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选择这个时机清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缺少回旋余地。

习近平主席上任初期，在没有彻底掌握问题的复杂性之前，就以前任领导人所没有的自信和强势，向党内腐败宣战。一年多之后，随着工作组反腐的副作用逐渐显现，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他被迫也对党外开战。对带路党开战的同时，也对毛左开战。霹雳反腐的同时，强力压制民间的不同意见。习近平上任后，这种龙战于野的情况一直并存。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共中央当下施政的基本思路：

其一、最大力度反腐，最大力度推进以“制度自我完善”为总目标的各项改革，以争取人心，重塑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给党的脱胎换骨争取缓冲空间。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不给予任何潜在的竞争者生存空间，震住他们，不让任何人崭露头角，谁露头就打击谁。打击大V, 打击带路党，打击毛左，打击美粉，日粉，…，通过强硬打击，遏制所有可能的竞争者，直至把他们从主流社会中赶出去，彻底边缘化，不给他们任何空间。让鼓吹西方式民主宪政的声音在中国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去年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持续紧张，正是这一系列举措的结果。对民间和学术不同意见强烈的排斥性和攻击性，无疑已构成习近平第三条道路的鲜明特色。

习主席的“中间道路”的最低纲领是党的改造。最高纲领或者说中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即：好事我会做，不许挡我路。中国式的民主法制，最终是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民主法治。中国的公平正义，是所衡量的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共产党是笼子的看守者。这样的“中间道路”，既不同于实践基础薄弱的原版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除了专政还是专政的列宁主义，也不同于跟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打倒封资修的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现实需要跟中国传统尤其跟儒学对接，强调学习人类共同文明，这比历史上的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具柔性。但这种执政理念，仍旧过度依赖他个人的英明和果决以及正确性，而难以形成制度性的可持续的党内自我更新机制。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这样的“中间道路”难免人走茶凉。即便就当下而言，种种政策的冒险也过头了，这尤其表现于中国基层公务员在工作组的威压下如履薄冰，无所适从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下状况频出的社会现实。在网络上，中央带头打压大V，就造成网络论坛暴民化，喷子万地跑，帽子满天飞。

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是多元社会。多元的社会力量之间，已经自然形成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国家与社会也有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彼此谁也不能零和，必须共存，无论喜欢与否。民间社会的自我生长非但不会打破均衡，反而会增进均衡，毕竟国家比社会还是强势很多。

但从去年迄今，国家暴力对民间社会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知克制，把民间社会的自我成长当敌人，大有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态势。国家与社会关系日渐刚性化，对网络不同意见的宽容度越来越低。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过去三十年不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十年，但至少在网络社区上，何尝不是讨论趋于平和，增加宽容性的三十年。可最近一年以来，网络暴戾之气日益增长，喷子党帽子党堪比文革。任何和国家当前政策不同的意见，都被扣上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帽子。这不只是对爱国的不同意见者的构陷和伤害，对国家自身其实是更大伤害。须知，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即文明国家，都不会以自己的公民为敌人。它的敌人只会来自外部。公民则是国家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全部力量的源泉。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只会敬畏有加、呵护有加，这才是国家的本份，必须这么做，国家才有合法性。越是把自己的公民当敌人，越等于自证不合法；国家越是将不同见解的爱国者划归敌人，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争辩。

显然，这等于道义上的自我摧毁。这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