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立：周小川大办“SDR百家宴”实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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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周小川这位“人民币先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原因就是他放出了一个“希望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来的替代美元”的高调信号，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巨大变化的猜测。其实，有关用“扩大货币提款权”来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近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在欧洲包括英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用以应对目前处于危机中的世界金融体系。
　　我们知道，一种货币，尤其是一种全球货币的诞生，其根本前提，是这种货币所代表的国家必须对货币流通范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包括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影响力，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其货币就有多大的覆盖范围，这个道理就类似于那句名言“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们也可以说“货币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当年，大英帝国横行全球，所以，英镑的地位就类似于今天的美元，“日不落帝国”的国运持续了两百年，英镑也坚挺了两百年，最后由于国内大量资本大量流入殖民地投机投机逐利，削弱了英国本土的综合国力，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拖垮了英国，所以，英镑不得不把货币霸主的宝座拱手让给了等待了四十多年的美元。而在二战以来的六十年时间里，美国以各种手段千方百计维护美元的强硬走势，而美元又反过来保障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直到08年金融风暴来临。
　　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政权，然后才拥有货币发行权，这种关系绝不可能颠倒过来，先发行货币，再追求担保货币对象的完善和强大。欧元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的岌岌可危，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欧盟本身不统一或者是只有一个脆弱的统一政体，导致欧洲缺乏一个完整而强势国家所具有的强大执行力，所以，其货币欧元也就无法跟美元正面抗衡，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欧元立刻被打回了原形。
　　周小川高调提出的“SDR”，是原来法德为了制约美元滥伐，而在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内提出的一个软弱的妥协性产物，这种“纸黄金”不但没有约束住美元，反而成了美元越发越滥的合法借口。试想一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中国等“金砖四国”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发言权，而美国和欧洲相反都拥有否决权和控制权，那么，中国怎么可能反客为主，一反常态地去主导推动“特别提款权”演变成一种新世界货币呢？这 不等于在沙土之上建立起高楼大厦吗？
　　在顺应俄罗斯和许多欧洲学者而提出建立新世界储备货币的观点之前，周小川作为位高权重、影响巨大的中国央行行长，必然考量过自己的信号放出来之后各方会如何反应，美国的反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是意料之中的，而欧洲人表示出谨慎的欢迎也是意料之中的，那么，既然预先就知道各方面的底牌，周小川还是要把这个信号加倍放大（一周三篇文章）地释放出来，其意欲如何呢？
　　一、周小川的“特别提款权（SDR）建议”，既是一个讨伐董卓、替天行道的大纛旗，又是一场各路诸侯喝闷酒的“百家宴”。
　　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系内来扩展“特别提款权”的功能，使之发展为一种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可以说，周小川的方案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式的非暴力改良主义的提案，兼容了几个方面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典型的邀请所有人都来大吃海喝的“百家宴”。
　　结合最近两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低调举动和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处境来看，中国不外乎有如下盘算：
　　其一，这个方案不会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不会招致美国把中国视为挑头造反的“头狼”而下重手猛烈打击。你美国自己也赞成改革世界金融体系，我中国损失惨重，肯定要提出来一个改革方案，这个确实是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注意，只是储备货币），但是你美国不同意的话，你可以反对，事态的发展是在你美国的掌控之中，至于你用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些理由拿不拿得上台面，对全世界交不交代得过去，是你美国人自己的事。在这里，中国暗地里给了美国一个下台的凳子，但又在全世界面前狠狠将了美国一军，逼得奥巴马等人出来表态，只是这些家伙表态过于狼狈甚至有些无耻（比如沃克尔的讲话），完全没有了一点世界第一大国稳健厚重的风范。
　　果然，奥巴马也好，盖特纳也好，伯南克也好，甚至是当年对里根总统大耍威风的81岁的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都异口同声对周小川的观点直接说“NO”。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Michele Bachmann质问盖特纳：“部长先生，中国提议美元退后并转而采用一种全球储备货币，俄罗斯此前也提过类似建议，您会无条件拒绝这一提议吗？”盖特纳答道：“是的，我会这样做。”而伯南克也给予了同样的答复。而沃克尔更是一副无耻的嘴脸，说中国的美元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买的。
　　其二，周小川的方案顺应了英国首相布朗的建议，也顺应了俄罗斯的建议，基本上代表了新兴经济体希望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的愿望，所以，中国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不光是“师出有名”，而且是“吊民伐罪”，这自然而然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张为“金砖四国”当代言人的极有分量的筹码。
　　其三，周小川的方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越俎代庖的味道。这就像当年的虎牢关前，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后，张飞在十八路诸侯中大喊“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三国》里的张飞差点被袁术们赶出帐去。但是，今天中国这个小股东却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盼望的大财神，所以，这个言论由别人讲出来影响不大，而从周小川嘴里讲出来，就有了一种特别的轰动性意义。但是，欧洲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听了周小川的话以后，估计很不是滋味，因为他们明白，如果“特别提款权”在二十一世纪以前能够发展成一种世界储备货币，那他们何必多此一举再搞个欧元？如果将来“特别提款权”真能发展成一种世界货币，美元没了，那他们自己搞的欧元不也跟着完蛋？
　　但是，面对周小川义正词严的建议，一心想再搞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欧洲人也不好反对，心中有苦难言，因为中国人是在充分肯定IMF作用的基础上才提出了这个设想，而且这个设想既满足了欧洲人希望中国人帮助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愿望，又没有在IMF以外另起炉灶，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民币捆绑进来，给了IMF十足的面子。中国人没有私心（起码在TMF体系内没有私心），显得堂堂正正，无欲则刚，欧洲人想反对说不出话来，何况更没有理由谴责中国帮美国人来拆G20的台。啪，中国人一个卧槽马，也将了欧洲一军，如果这个方案你们都反对，那你们还要我拿出什么办法来？干脆你们上门抢得了。
　　周小川的“SDR方案”，给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强硬的保守势力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想把损失转嫁给亚洲尤其是中国，对不起，我们就跟欧洲人合作，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反正都要蒙受巨大损失，我亏血本也要废除美元，为了证明这不是没有可能，我先做个姿态给你看看。
　　同时，中国利用“金砖四国”代言人的身份也给了欧洲一个警告，也给了一个两方合作下去的方向，如果你们只是把心思放在“新布雷顿体系”上，只顾琢磨如何把欧元变成一个新美元再来继承其霸权，那对不起，你欧洲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也绝不再作奴隶，我们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在美元和欧元的决斗中作壁上观，看着你欧元如何进入倒计时。
　　此外，在伦敦G20即将到来之时，周小川用“SDR建议”为自己提前拿到了一份分量不轻的话语权，意思是说，你们欧美不要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赖在中国头上，指责中国的“操纵人民币汇率”、“储蓄率过高”和“主权基金”等问题，以此来逼着中国承受巨大损失来拯救你们。你们说要搞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好，我中国坚决支持，方案我也拿出来了，都是用你们的烤箱来烤适合你们口味的牛排，我们甚至连牛肉也拿来了（胡晓炼说中国可以买IMF的债券），还可以帮你们烤。如果你们不烤牛排，而是打着烤牛排的名义抢我们的牛肉冷库，那对不起，你们自己玩吧。
　　好一个“SDR建议”，中国就把美国人和欧洲人推到了拳台上，看他们之间怎么来接招拆招。
　　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中国又在对欧洲和美国使用类似“伽利略计划”那样的妙招。
　　其实，对于SDR，中国也倒不是完全没有诚意，SDR应该是中国的一手进可攻退可守的好棋。如果欧洲确实跟美国势不两立闹翻，而美国又不识时务又要跟中国作对，那么，中、欧自然走到了一起，SDR就是中欧合作的方向。
　　但是，对于欧洲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并且志大才疏的本性，中国绝对不会认识不清，因此，中国在跟欧洲人甚至美国人搞SDR的同时，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人民币，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工作几年前就在交行开始试点做了，这才是中国摆脱经济上的被动地位、走向富强繁荣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跟欧洲的合作，又会重现当年参股“伽利略计划”的情景，既和欧洲人搞“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合作，又要密锣紧鼓单干自己的“人民币扩张”。今天中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结果证明，中国当初的决策是极其英明的，中国自己的“北斗”已经在往第二代发展了，而欧洲人的“伽利略”还停留在图纸上，什么时候开始发射第一颗卫星都还不得而知。
　　分崩离析而又鼠目寸光的欧洲，在中国眼中已经渐渐失去了与之联合共同抗美的价值，只是中国用来临时打牌的短期短期伙伴，实际上，法国和德国对中国的价值，很多时候还不如务实老练的英国来得实在。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欧洲正在下沉，不要说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连自身都难以保全，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被“金砖四国”稀释和分流，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别看现在法国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在证明自己的大国影响，但是我们回头看看在遭受“孟买恐怖袭击”之后仍然不动声色的印度，就知道什么才叫“大国崛起”。这几年来，印度中长期国家战略水平飞速提高，值得全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正视。
　　三，更重要的一点，周小川的“SDR计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对目前和随后几年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和中短期政策的基本选择，那就是：
　　1、目前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军事方面的巨大优势，使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颠覆性的改变，对这一条，中国是清醒的。所以，中国会尽力帮助美国延长“美元1.0”的时代，推迟美国“图穷匕首见”式的最后摊牌，使中国尽快在“美元1.0体系”内快速成长起来，做好各项应变的准备，而且，这个准备一定要赶在美国实行“美元2.0”之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美国委曲求全的时候必定不会少。
　　美国如果突然崩塌，中国来不及独家消化和继承美元体系留下来的庞大资产和影响力，这笔遗产势让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来一起瓜分。而一个慢慢衰落下去的美国，让现有美元体系内的中国，才有条件最大程度地接收美国因衰落而被迫让渡过来的财产，这也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2、尽量利用现有的美元框架来扩张中国自己的利益范围，中国以支持美元“苟延残喘”的举动，来迫使美国对人民币扩张的无奈默认，或者是最小程度的干扰和阻止。
　　3、尽快实现中国手中的美元资产向资源性财富的有效转化，尽量赶在美国因崩溃而带来的疯狂举动之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减少未来在跟美国最终决战时的战略损失；
　　4、尽量利用欧洲的务虚和愚钝来消耗美国的实力，同时诱使美国来打压欧洲和日本，甚至凭借短时间存在的中美G2依存关系，联合起来削弱欧洲和日本，这对美国来讲，随时都是一种选项。但是，中国又不能让欧洲过于虚弱，过于虚弱的欧洲要么会跟俄罗斯媾和，要么会选择当美国的跟班，这样对中国都不利。
　　中国和美国都在跟时间赛跑。美国是为了拯救自己免于崩溃而尽快做好“掀桌子”——强行推行“美元2.0”——的各种准备，而中国则是为了遏制美国“掀桌子”而进行各种准备。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时间显然在中国一边。
　　从周小川“SDR建议”这样的具有极高谋略水平和博弈勇气的精彩好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在战略层面上的清醒和远见。可以说，中国这一代领导人务实、勤奋和志向高远，他们虽然在战略上有偏差，在战术上的确有错，错误还不小，但始终把握住了正确的战略方向，这应付经济危机一条上，中国的能力要比欧美要强得多，所以，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在战术层面上的错误最少有以下几条：
　　1，08年上半年的紧缩银根政策完全背离了当时世界经济的走向；
　　2、温相耽于“子产之政”，至今仍没有采用朱镕基解决95年国内金融危机或者是普京收拾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雷霆手段，来打击房地产行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导致现有的扩大内需政策，完全绕着拉动内需力度最大的房地产行业走，两会上居然不敢谈“房地产问题”；
　　3、又如，对买办阶层和迂腐经济学者误导公众甚至误导地方政府决策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控制；
　　4、又如，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的先辈消灭了残酷野蛮的农奴制，这是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的伟大功绩，后人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歌颂，却反而还会觉得心虚，始终缺乏勇气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人权”和“平等”等价值标准，来公开揭露西方人在“人权”和“平等”等标准上的极端虚伪，甚至抨击其违背“林肯精神 ”的反动和邪恶，这种没有来头的心虚和退让，导致中国在达赖问题上处处被动，这种被动之感颇类似于当年对付陈水扁的时候。）
　　
　　注：本人关注周小川的“SDR”信号，也关注各方面的有关解读和评论，但对许多经济学家的解读颇觉失望。
　　一、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不敢称他们为“家”——都是在研究所和大学课堂上用书本“喂”出来的，从理论到理论，从数据到数据，从空想到空想，搞基础理论的不懂市场，搞市场经济的却不懂期货和汇市，而懂得期货汇市的人往往又有买办经济的背景。这些搞经济研究的，既不懂得中外历史，又看不清国际战绩战略的主要脉络，更不懂得国际经济的前沿战场是在国际期货市场，那里才是许多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政策的发源地，才是罪恶和阴谋的渊薮。
　　比如，身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居然搞不清什么是外汇储备，放黄腔要“分掉两万亿外汇储备”，却又要时时用“奥地利学派”来为自己装门面，在大众场合动不动就要谈几个大众没几个听得懂的专业名词，其不学无术，其附庸风雅，竟如此之烈。悲哉，北大。耻哉，北大。
　　又如，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大众除了听到他骂中国股市为“赌市”这些边缘化非专业话题之外，没有看到他用多少学术成果来促进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搞学术研究的学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吴敬琏教授他有吗？如果我们把“吴市场”的所有公开言论拿来验证市场经济行为的话，吴敬琏的准确率会超过一只猪用爪子扒拉出来的概率吗？
　　另外，还有那个其心可诛的“经济学界的小沈阳”谢国忠，等等等等。
　　这些“经济学家”把持了大众话语权，我们这些升斗小民，还能不被一次次忽悠吗？
　　《亮剑》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将军不是在军事学院里教出来的，而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否则的话，俄罗斯总参谋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德国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中国的黄埔军校，里面的教官不就全部包办了各个国家所有的元帅和将军军衔？
　　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大家，同时也必须是未来学大家，既要具备学院派深厚的学术功底，也要能洞察国际期货市场的风云变幻，还要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及其走向有深刻的理解，更要对科技改变世界的细微苗头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另外还具有超乎利益之外的客观和公正，只有这样的大家，才能给国家和社会指明方向，才有伟大的警示能力，才会成为托举天下的真正的“社会良心”，比如阿尔文·托夫勒，比如约翰·奈比斯特，比如哈耶克，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比如布热津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