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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特约记者李晶报道，“西方国家只会指责中国，自己却在法理面前实行‘双重标准’。”日前，针对西方各国舆论对中国司法系统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指责，环球网一位名为“天堂里的狼”的网友在环球论坛中爆料称，美国也有类似“煽动罪”的定罪条件和罪名。该网友还提供了美国法律对“煽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行为的规定和一些案例。 根据这位网友的爆料，记者发现，不光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国的刑法典均认为，“发表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文字”、“煽惑他人扰乱秩序或使用暴力”、 “引起公众恐慌或警觉”或“引导他人实施反国家反人民安全罪行”等行为触犯法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可以说，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相关实践，西方国家对煽动颠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都绝不手软。 西方同样存在“煽动罪” 网友“天堂里的狼”在帖子中说，仔细翻阅《美国法典》就会发现，它的第18款第115章中第2383条便以 “叛乱及造反”为标题，规定“任何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反对美国当局及法律”的行为是非法的，即便是对这些行为给予扶助或表示支持，也应被判处罚款或刑期。 正如该网友所说，“煽动罪”并非中国独有。 在《美国法典》中，标题为“鼓吹推翻政府”的第2385条还规定，“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暴乱或暗杀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的行为也属非法。它还列出，不可用印刷、出版、编辑、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书写品或印刷品等形式从事上述行为。违者可处最高2万美元罚款或最多20年有期徒刑，5年内不得到美国政府任公职。 英国《1351年叛国法令》则规定，“图谋、设想、计划或意图废除女皇陛下作为其所有领土的君主、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语言文字或其它可作诽谤的事物，煽惑他人扰乱秩序或使用暴力”，均属违法行为。 在加拿大，《刑事罪行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的语言文字及诽谤”、“参与煽动性活动”，都可判处最多14年的徒刑。 新加坡则有一个独立的《煽动法令》来界定“煽动颠覆罪”。其中的第3和第4条规定，“做出、企图做出、准备做出或与任何人串谋做出有煽动倾向的行为；发表任何煽动性语言文字”可被处3年监禁。”此外，《新加坡刑法典》第505条第2款也规定，“任何人具有引起或可能引起公众或部分公众恐慌及警觉的意图，出版或发行任何声明、谣言、报告，包括书面的、电子的和其它媒体的，以引导他人实施反国家或反人民安全罪行的，可处3年以内监禁及罚款。” 澳大利亚法律也规定，“以言论或文字，鼓吹或鼓励借革命或破坏以推翻联邦宪法；借武力或暴力推翻联邦或州已确立的政府；参加任何煽动性计划，意图造成暴乱，扰乱公共秩序，引起公众骚乱”等行为都是非法的，其中包括通过互联网及电子邮件发布相关煽动性言论。 1969年《美国人权公约》则明确说明，“思想和表达自由应受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包括“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它规定，“宣传战争、鼓吹仇恨或煽动非法暴力行为”都应视作犯罪。 各国惩处“煽动罪”绝不手软 2005年，由于“明知可能会引起社会问题而继续出版传播错误信息的书籍”，“鼓吹破坏政府和多元社会”， “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德籍加拿大永久居民Ernst Zundel被加拿大政府驱逐出境。两年后，返回母国德国的他又因“煽动种族仇恨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当时，这起案件在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媒体中被广泛报道。 事实上，Zundel案绝非个案。由于深知这些煽动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各国不仅在法律条文中对“煽动颠覆罪”进行详细规定，在惩处这些行为时也毫不手软。 1948年7月，美国杜鲁门政府出动军警，将美国共产党12位全国委员会委员全数逮捕。1949年，他们均被判刑，罪名是“组成颠覆组织”、“藐视政府”、“讲授、宣传用暴力推翻、摧毁美国政府”等。198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处公民Leon Mack入狱，因为他曾“鼓励人群反对警察，意图煽动骚乱，破坏和平局面”。 2003年，因涉嫌在网上散布含种族主义情绪的音乐，德国“Landser”乐队的七名成员均被判处7年徒刑。 2006年2月，英国历史学者戴维•欧文在其著作中否认二战时发生过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法院判处8年徒刑。 2007年，法国极右派政客戈尔尼施也因发表质疑纳粹大屠杀死亡人数及原因的言论，被判处3年监禁缓期执行。 国际司法机构也曾以“煽动罪”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过严厉定罪。2000年，比利时记者乔治•鲁久因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通过广播“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煽动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被判以同样罪名的还有2003年的另一位记者哈桑•恩格泽。 专家称“国家安全才是普世价值” 可以看出，虽然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与中国存在差别，但各国都对“煽动颠覆罪”、“危害公共秩序罪”等类似罪行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表示，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需维护国家的安全、保护国家的名誉，阻止并惩罚那些欲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有所损害的行为。 刘国福教授解释说，由于各国法律都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国情和法理逻辑之上的独特体系，所以对一些内涵较模糊的定义可能做出不同解读，甚至对同一犯罪行为的故意性、结果及危害程度的要求也不一致。“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对煽动性行为掉以轻心，”他表示，“各国都非常警觉，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规定和惩罚这些行为。因为国家安全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从这个角度讲，刘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或组织对中国司法体系的指责是毫无理由的。他还表示，正如网友“天堂里的狼”所言，虽然西方国家习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头上，但中国大可不必在意：“西方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国际法或他国法来衡量我国法律的合理性，我国更是无须百分百遵守和在意这些条条框框。没有什么能凌驾于我国主权和宪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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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tbbs.com/news_wenzhang/Headline/31363979.html 近日有条新闻，说某些深圳手机出口商的单机利润只有一美元。于是，大家的心目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血汗工厂的图景。这个手机的元件进口到中国的成本高达99美元，中国人民累死累活，辛苦忙碌半天，留下了大量的污染，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最后只从中获取1美元。 美国人笑呵呵的拿走了99美元。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利润”和“增加值”是两个不同概念，就能明白这个图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下面给出一些分析。 我们假设这个手机厂老板最终从采购商手里拿到的是600元，可利润只有六元，那么成本一定高达594元。那就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成本到达是什么?有些人说这是外国的“核心的”“高端的”“先进的”电子元件，不否认手机确实需要一些核心元部件，但它们绝不可能占到总成本的99%，实际上最高一般也不过总成本的三到四成，我们姑且假定为一半，即300元付给了元件商，还有294元呢? 这就是所谓的一般成本，老板需要付给工人工资若干元，需要付房租若干元，需要付电费若干元，需要付税收若干元，需要付代理商佣金若干元，需要付物流费用若干元，需要付配件商若干元……这才是构成手机成本的最大部分。 我们进一步追溯下去，这几百元的成本是不是平白无故消失了呢?很明显不是，它只代表人民币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而双方都是中国人。配件商要提供配件，毫无疑问又需要自己的人工管理房租水电物流仓储等等;供电局要供电，就需要电网建设，电站建设，乃至于煤矿开采;物流公司要提供有保证的物流，就需要车辆，需要司机，需要付费给高速路;那么下一步的，还需要筑路，需要钢筋水泥，需要…… 由此可以看到，表面上只是一美元，骨子里需要的是一整个国家的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产业，市场体系的强有力支持。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产业，市场体系组合而成的庞大系统，到底有什么意呢??? 意义是什么，说不上来，我只想说，所有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有这些，而如印度，黑非洲，越南，加勒比海国家群，孟加拉国等等等等都没有这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虽然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动力，却没有变成一个出口大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说过了中国，再回头看印度。 印度拥有一小群的所谓高端产业及高端人群。他们在办公室里编写软件，说英语，受过高等教育，过西式生活。但这个产业是几乎完全不需要配套支持的，换句话说，就如同漂浮于一片蛮荒之上的一个华丽空中楼阁。在这个少数高端的另一面，是一大群赤贫的没有工作的按类原始状态生存的庞大农业人口。他们生活在甘地所倡导的“印度式的农村”里，粮食单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是手工状态，文盲率远高于中国，新生儿死亡率是中国的三倍，寿命比中国低十岁。从纯物理指标衡量，印度和中国的差距甚至大于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最重要的，印度的农村和少数高端产业及高端人群是隔离的，如同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印度的农民无法去软件公司打工，也没法当司机靠拉软件谋生，也无法做软件配套的小生意。而中国，从最低端到最高端，是整个的融为一体，很多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从打工开始，逐步变成中层技术人员，或者销售人员，然后自己创业。还有企业，从小代理商做起，现在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比印度全国所有企业加起来还多一倍)，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且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养活了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电力公司，石油公司…… 至少从理智的有学识的印度精英看来，中国的确有太多值得印度羡慕的地方，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阻止了印度成为中国呢? 很多人是说是种族因素，民族性格因素，气候因素等等。我想说，这种归因是最偷懒省事的，又是最可能肤浅而误导性的。人的本性的差异其实是极小的，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中，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已。 我们假设一下，当初这种低端的工厂进入印度时，它的选票制度和议会制度，会对此做出何等的响应? 我想，一定会有那么一些义愤填膺的政治家，向人民发表演讲，控诉出口工业的罪恶，“它是低端的，罪恶的，掠夺的，殖民的， ………… 污染环境，夺走资源…… 买办，卖国贼，新殖民主义……”，这些话语一定能够激起很多穷人的强烈响应。人们使劲的鼓掌，眼里噙着泪花，高喊口号，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人们说，这才是真正有良知的人，而不是只会歌功颂德的人。而作为他的政敌，只会摆弄一些人民看不懂的复杂公式及图表，讲解他的那套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链…… 规模效应……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集群效应…… ”，可是人民厌恶这种拿腔作调，认为这是权贵专家在糊弄人民，愤怒的把他赶下台去…… 最终人民获得了胜利。任何可能让人们心里不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被赶走了。国家只批准绝对绿色的先进的高端的企业。 可是事实上，既符合这个标准又要照顾到印度过分落后的事实，这样的产业太难找了。我要说的是，印度人毕竟还是不容易的。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产业—— 软件业。可是软件业的规模太小了，印度累死累活也只做到数百亿美元的出口额。之所以一定要出口，是因为印度国内对软件这种高级玩意几乎没有任何需求。这数百亿美元，最多只能养活几千万人。剩下的十亿人，只能继续在赤贫里摸索。 印度人并非对穷人不好，印度有德雷莎修女，有穷人的经济学家，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都在努力的设法对穷人好一点。可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只是使穷人们体面的死去(加尔各答的德雷莎每天为流浪汉收尸做祷告)，或者养一条奶牛，每天能喝杯牛奶(印度有个“牛奶洪流计划”，让每个印度人有奶喝)。 当然，印度毕竟还是比黑非洲国家强，他们还是找到了软件业这条路子。那么他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是不是一样可以变得很强大呢?客观的说，软件确实带来了印度一些相关行业，如咨询业，法律，金融，培训业等等。 但印度的所有软件是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和自己本国的需求无关。与之对照，中国虽然没有刻意发展软件业，可是软件年销售额已经超过印度。因为中国国内庞大的制造业，产生了自己的内在需求。而且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软件业做到世界第一，也不是不可期望的。 如果把一整个经济体系，比作一个花篮，那么中国一眼看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不起眼的几个骨架，先把这个骨架编织起来，那么附会于其上的其他成分，会出于市场的内在动力自发的产生出来。 而印度，只看到花篮上最美丽的那朵小花，他拿着这朵与篮本身毫无关系的一朵花，希望有天可以凭空的变出一个花篮来。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区别，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