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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着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近代以来的纵坐标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由一个“中央帝国”被带入强雄林立的国际体系。不管是满清还是随后的中华民国，尽管努力不止、代价不休，却都无法适应历史、回应历史，从而将中国带出五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低谷，国家和民族都沦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总总，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19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着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万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机。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亦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殆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

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 三是孙中山主张继续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

对民国，当时记者黄远庸（笔名远生，有“民国第一名记”之称）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着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成为一战、二战战胜国时也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一战后，中国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欲向法国总理颁发大总统勋章，却被一口回绝，最后什么权宜也没有争回。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

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究竟如何，不妨听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口述自传》中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的评论：

“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30.5亿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藩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用了100年。

二、六十年一甲子的横坐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过一个甲子。纵向比，用台湾李敖大师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就超越汉、唐。那么横向呢？我们不妨先从亚洲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说起。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

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20年后的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连续5年仅为一向没有储蓄传统的美国的一半！与经济失去的20年相对应的，则是日本政治上混乱的20年。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7任首相、9个内阁——这其中还发生了6次内阁改组。这期间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零两天。21世纪头12年，更出现8个首相，11个内阁——这其中还有10次内阁改组。最短命的小泉第三内阁仅维持了一个月零十天（另一个短命的森喜朗内阁仅持续了三个月），实际已经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鸠山上台后竟然异想天开地“疏美亲中”、 2011年日本发生百年一遇地震和海啸，时任首相的菅直人虽然无能还亲自指挥，结果导致核电站爆炸而在下台后被检方起诉！灾难过去几个月了，灾民还得不到安置，处于生活无着的状态。野田佳彦上台后竟然在主权问题上向中国挑衅（国有化钓鱼岛）。一个经济上20年无法摆脱困境、政治上20年持续混乱的制度，算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GDP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性，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强奸案引发全国愤怒和抗议浪潮，就是对女性长期所受歧视不满的总爆发。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

虽然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陷入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5年间搞了四轮量化宽松却于事无补，其债务却已经高达16万亿——奥巴马上任时还只是10万亿，他竞选时声称第一个任期要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却是不减反增。今天的美国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来自借债。经济危机中，许多中小城市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宪法规定州政府无权破产，许多资不抵债的州也早踏上破产的境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设有债务上限的国家之一，但其债务上限自1960年以来，已经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两次。债务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虚设。

如果以冷战后20年来看，美国先是搞出互联网泡沫，后又搞出房地产泡沫，最后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出现大崩盘。对外则战略性错误地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将其软硬实力无谓地大量消耗。

从国家进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内外战略显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和同时期中国抓住每一个机会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面前，美国正在丢失一个个桂冠：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超越英国后，100多年来第一次被另一个国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专利申请全球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0%！

对于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倒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席话，颇令人寻味。卡特2012年年末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表示，他本人很讨厌攻击中国的言论，但很不幸，这就是美国政治生活运转的一部分，幸好选举结束后，这些言论会自动消失。

和卡特只谈现象不同，美国也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有如下的评论：现在大家把民主奉为神圣的信条，殊不知建国之父很少谈民主，他们是以共和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民主与共和的一大区别在于，民主相信多数人，共和则对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设计一套制度来抑制变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力。

和强调自由企业法则的美国不同，欧洲则是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庞大官僚体系、持续升高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税收）和政府控制企业为特征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也同样不可持续。今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重的希腊，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60%，百姓生活整体倒退10多年，许多孩子被父母抛弃至学校、幼儿园、政府机关。

希腊原本是欧洲自杀率最低的国家，希腊东正教更拒绝为自杀者举行葬礼。根据希腊卫生部报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杀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发生了在雅典宪法广场举枪自尽、带着90岁老母亲一起跳楼的骇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依然处于混沌、迷茫、束手无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国崛起过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应该说，谁都不是预言家，中国模式未来是否能够持续只能由历史来验证。但历史（这场危机）已经告诉我们，欧美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否则将很难渡过难关。

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危机的考验，自中国崛起以来已经几乎成为常态。上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危机，90年代先是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再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俄罗斯经济危机。 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发生类似的危机，而且顶住了各种危机的冲击，进而又不得不担负起克服危机的区域或全球性责任。今天的中国，被称为金砖国家，但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GDP的总量是其他四国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广东一省GDP2008年就超过南非，和荷兰不相上下），全球竞争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远远把另外四国抛在身后（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罗斯排名第67）。反腐败问题，中国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表现最好的。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国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国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尼日利亚143位，俄罗斯143位。

三、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当回顾历史，环顾全球，只要尊重客观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制度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总体看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中国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 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最后，不妨借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段话作为中国复兴的注脚。他在2008年7月参加中国经济变革3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过去30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以外的人对此并不十分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担当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不是从欧洲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商品，也不是对欧洲的投资超过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减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少债务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国走出了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这也难怪《纽约时报》着名的专栏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地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显然，当西方精英开始失去自信的时候，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

最近关于中国M2全球登顶，危机论，堰塞湖论甚嚣尘上，仿佛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开印钞机印的，都是某党掠夺小民血汗钱的工具。仿佛中国银行明天就要倒闭，物价眼看就要飞涨…

真是这么回事么？下面看看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分析：

美国三大股市总市值20万亿美元,当前国债余额16.45万亿美元，美国当前M2约10.4万亿美元。总额46.85万亿美元，是其GDP,15.8万亿美元的2.97倍。
美国M1约为2.2万亿美元，约是其GDP的14%
中国沪深股市总市值194982亿人民币，合3.12万亿美元。当前国债余额13.42万亿人民币，合2.15万亿美元。中国当前M2约97.42万亿人民币，合15.62万亿美元。总额合20.9万亿美元，是中国2012年GDP519322亿人民币，合8.33万亿美元，的2.51倍。
中国M1约为30.87万亿人民币，合4.95万亿美元，约是其GDP的59.4%

可见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并不出格。唯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广义货币中，M1和M2货币比例远高于美国，而以资本和国债形式出现的广义货币比例远低于美国。

这其实是很合理的经济现象。

在美国经济中，因为信用卡的大量使用，大量零售和付账交易不依赖现金和支票，导致美国M1需求在经济活动中的比例较低。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经济活动所依据的总财力，表现在股票市值，加上债务投入，加上银行贷款，其中银行贷款表现为M2-M1的一个比例。这个也没问题吧？这样算美国的GDP产出率是固定资产和流动投资总额的35.4%，中国的GDP产出率是固定资产和流动投资总额的52.2%。这个计算美国资本股份化率高于中国，这两个比率也在一致的范围内。

所以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中美两国GDP对商业贷款，粗略就是M2-M1，的依存度，(M2-M1)/GDP，美国51.9%，中国128%，中国远高于美国。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在美国，农工商业通过直接投资，就是发行股票，或者私募基金，比中国容易。而在中国，农工商业获取同样的投资，申请银行贷款，比发行股票或者私募基金容易。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股市和私募基金管理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导致人民对股市和私募基金难以信任，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股市和私募基金监管缺失，散户投资收益难以保障，风险过大。第三说明在中国公有制基础上，国有银行存款信誉爆棚，尽管收益低但是没有风险，是民间资金避险的最后避难所。

中国的M2过高，被指责为“货币超发”实际上是用词不当。这些货币根本不是国家或者人民银行“发行”的，而更多的是人民和企业劳动创造中积攒的。这个钱全世界都在积攒，只是中国人更倾向于将其存进银行，而美国人和西方人倾向于将其投入股市或者私募基金。

从宏观对经济的投入产出比而言，两种模式并无本质效率差异，表观效率中国还要高一些。但是中国现行的模式，除政府直接投资外，国有银行承担了经济发展77%的风险，股市和私募基金仅仅承担23%，而美国，私有大银行承担了经济发展29%的风险，而股市和私募基金承担71%。这个也从另一方面表现着两国公有制为主体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别。

仅仅从购买力波动方面看，中国庞大的M2并不直接构成通货膨胀动因。因为中国银行系统背后的国家信用使得人民缺乏挤兑动力。M2中定期存款的流动性远低于美国银行系统中定期存款的流动性。

透过这种迷雾，一切就清楚了。当前甚嚣尘上的炒作中国M2过高无外乎两种动因。内因方面，中国政府要为开放私募基金市场，以及推动股市发展做舆论铺垫。外因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因为找不到中国这枚美味大蛋的缝隙，已经急得团团转了。因此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唱衰中国。这个恰恰是中国出于自身需要露出的一个并非破绽的破绽，引得苍蝇嗡嗡叫就非常自然了。

引用主席的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大家还是少安毋躁，静下心来坐看苍蝇碰壁吧。同时，有些闲钱的，不妨研究几支股票，做些长线投资，加入中国股份化完善，私募基金开放的大潮，多赚两个钱。呵呵。

首先最关键的问题,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争霸全球么？是要抢发达国家的饭碗么？是要打倒资本主义么？如果是的话，和希特勒或者裕仁天皇或者前苏联一样寻求军事结盟，确实是不得不走的道路。因为所有这些目标，归根结底都是零和甚至负和游戏，你死我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可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根本不在这里。不是不想在这里，而是认清了这将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坐以待毙。现代军事手段，特别是核武器的存在，已经赋予相当多国家反戈一击给侵略者沉重打击的能力。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即便能够一直保持有效军事恐怖平衡，最佳的结局也将是随着能源资源的耗尽，双方铤而走险，全人类共同毁灭。

中国发展的目的因此只能建立在在非进攻性国防的基础上，团结更多的国家共同发展，做出一条正和的新路。这条道路的基础就是，以外贸为先锋，以人员和文化交流为主体，以独立自主的有限有效军事手段为后盾，将更多的国家拉进以中国为枢纽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积攒力量开拓宇宙，拓展地球资源能源危机后的人类领域。

这条道路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取信于人，让那些和中国建立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不怀疑中国的动机是吞并它或者榨干它。而这一点的基础就是不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或者以中国为核心力量的全球军事力量投送同盟，可以随时以压倒优势将疑虑中的小国碾碎。中国不会因为一个公民在某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给那个国家带去灭国之祸。这就注定了中国只能实行不军事结盟的外交总路线。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所有直接邻国，无论由于历史原因还是现时的利益驱动，面对中国国防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无不感到泰山压顶般沉重。即便中国不结盟，他们仍旧会感到灭国之祸近在眼前。看到那些远离中国的国家因为中国军事投送能力不足，而能以平起平坐的姿态在和中国的商业文化交往中获利，他们寻求和其他军事大国结盟寻找安全感和对等地位的动力其实是中国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多数人只看到很多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狐假虎威和中国叫板，似乎中国已经被敌对势力包围，举步维艰。但是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种虚幻的包围圈中镇定自若，举重若轻，挥斥方遒。为什么？因为这种包围圈的存在，对中国是一举七得的大好局面。这决不是阿 Q精神，自欺欺人，而是确凿存在的事实。

第一个大好局面–战略缓冲，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确立了最担心中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区。这个世界进入中美军事对决的死局的危险大大下降。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国最低军备水平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美国确保其军事优势所需的最低军备的需求。从而事实上避免了这个世界从美苏军备竞赛的冷战走向中美军备竞赛的冷战僵局。后者对世界的危险程度显然甚于前者，因为世界能源资源短缺的加剧。

第二个大好局面–韬光养晦，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有效降低了中国所保持的自保必备兵力对直接邻国的军事威胁。这个首先表现在中国60余年无行动收复台湾。其次表现在对印对越战争的有限性。现今表现在中国乐于和所有具备陆地边界的国家和平公平解决各邻国被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和中国的边界领土纠纷。这个客观上降低了邻国在中国陆地边界囤积重兵的需求和欲望，让他们觉得有美帝做后盾，就算不花钱买重兵器，也可以吓阻中国。所以，一艘基洛，十架Su-30，两三个美国退役驱逐舰，十几二十套爱国者，只要能撑个96小时，到美国航母舰队来援，他们的国防就够了。不必和小金一样搞先军政治。反之如果中国选择军事结盟，为了履行么盟约，必然大大加强远程兵力投放能力。如果逼得这个盟的边界上的国家如果不搞被朝鲜一样的先军政策就睡不着觉，那才是中国国防的噩梦。单一个朝鲜就可以保持百万大军。到时候中国的军事同盟边界上陈列2000万大军，你谋求对等军力是累死，不谋求对等军力会吓死。比现在菲律宾越南印度拿寥寥可数的军备玩具对中国白鹤亮翅，可不知要危险多少倍。

第三个大好局面–以逸待劳，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迫使包围圈的主使者，无论你说是美国也好，说是北约也好，不得不花费不菲的精力和财力去安抚那大群的“会哭的孩子”。想想中国“输出革命”那年头，花了多少钱赔了多少笑脸去喂养安抚那些白眼狼。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大帮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自从中国“不结盟”了，这些“会哭的孩子”管美国叫“亲爸爸”，难道会是无偿的？结果就是，中国天天免费看他们跳大神，美国掏钱买票。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撂挑子，捅漏子，天桥把式，耍来耍去，美国北约只好小糖糖小钱钱细水长流–不敢多给啊。谁知哪天就成了白眼狼。所以猴子还是猴子，成不了大猩猩。你说是防卫一群猴子小丑容易，还是防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仇敌容易？何况这个局面完全不需要中国掏钱。

第四个大好局面–死道友不死贫道，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对中国未来称霸的恐惧。但是对未来的恐惧毕竟比不上对现在的利益。因此美国和北约为了维护他们构筑的对华包围圈，他们必须对这些国家摈弃霸权思路。但是如果完全给予他们平等盟国地位，则是自毁自己已经维持60多年的二战后的世界霸权格局。所以只能给予他们更加“宠溺”的不平等地位。结果，日本，韩国，成了“会哭的孩子”，印度，越南，菲律宾，蒙古，等等，有样学样，都想有白给的小糖糖小钱钱，美国干爹的日子不好过啊。美国财政紧缩，发糖的时候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可他敢不发么？哪个国家真同意中国给免费修上1000公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两个港口修一条运河，还可能有美国的事么？这明显是退一步就一溃千里的局面。所以脸明明肿了，腆着脸和中国借钱，小钱钱小糖糖还是得发。反过来，如果我们走结盟道路，俺就得一同扮圣诞老人了。何苦来哉。

第五个大好局面–暗渡陈仓，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的道义基础是防止中国破坏世界经济秩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使这个世界无法离开庞大的海上运输。小小一个索马里海盗就会对世界航运造成威胁。美国和北约既然充当世界经济秩序的维护者，那么就必须对这些“次要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而反应的结果是作为世界外贸重要节点中国同样受益。中国做出一副缩在包围圈内的姿态，你英美海军就不可避免地为中国商船保驾护航。你撑不住，咱中国免费来帮忙，你总不能反对吧？所以护航舰队明摆着是远洋训练，谁都没法说什么。反之，如果中国也建立军事同盟，明摆着和北约唱对台戏。那么他们就可以放任海盗袭击你的商船，对你的微弱的护航舰队贴身紧逼。岂不死翘翘？

第六个大好局面–扬长避短远交近攻，就是这种包围圈的存在将中国的直接潜在敌国限制在中国的周边这些弱小，对中国强大有心理障碍，又被中国充分了解渗透的国家中。中国强大的陆军和近程军事投送能力又有效遏制了他们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这样反而置之险地而能安。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又能充分降低非包围圈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敌意，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朋友。暗合兵法。反之，如果走军事同盟道路，将势必逼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选边站。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出于政治体制，还是出于人种和宗教，被迫选边站的结果肯定不利于中国。这必然是捡芝麻丢西瓜，走上希特勒灭亡老路的做法。

第七个大好局面–以我为主，就是这种不结盟的地位将中国被冒进的盟国拖入战争的风险降低为零。上合组织各国无一不和某个国家存在中国无缘置椽却无可调和的矛盾。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矛盾面对的不是一个他们不敢招惹的超级大国。同时中国对他们任何一国没有生杀予夺的能力和需求。因此一旦和他们军事结盟，万一他们以此为心理后盾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不管则信誉扫地。管则陷入泥潭。丧失主动权。

因此，总而言之，不结盟，中国有七胜，结盟，中国有七败。何去何从，还需要讨论吗？

当然，任由针对中国的包围圈的形成，并非100%符合中国利益。最大的危险就是，一旦有多于一个小对中国同时进行军事冒险，中国有可能相当被动。但是中国并非对此无动于衷。中国一直在采取一个针对性非常强的外交政策，就是”默许连横，破坏合纵”。你们可以随意和美国北约结盟，中国乐观其成。但是我绝不把你们视做一个同盟内的整体。你越南菲律宾和中国有海岛争端，一个个和我单独来谈。这个绝不国际化，绝不在东盟平台上谈。钓鱼岛，仅仅在中日平台上谈，绝不在联合国平台上谈。这样一来，加入包围圈的各国互相猜忌，甚至如菲越般，或者韩日般，自相争斗起来，中国就轻松了。反华包围圈自身力量对消不少，中国在很多时候，看哈哈笑就是了。反而美国要折冲樽俎，四处协调，费力费钱，还治标不治本。

第二个危险就是，中国的半盟国，特别是俄罗斯，从中国这里得不到他想要的国际影响力和安全保障，就始终存在反戈一击和出于挤兑中国和张显自己存在的目的武装那些中国的包围圈国家。这个危险实际上是虚幻的。第一，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没有边界争端。俄罗斯靠远东的不足700万人口，维持和中国东北的超一亿人口的平衡，加上只有中国1/3的GDP,已经是难能可贵。和中国启衅的概率非常小。俄罗斯武装包围中国的国家中国可以说是求之不得。因为这些小国的军事购买力就在那里放着。俄罗斯不是他们的盟国，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不会降价大甩卖。这样武器多样化反而降低这些国家的维护水平。同时中国对俄制武器系统比较熟悉，用中国改进版对付那些小国进口的猴版，比对付不熟悉的欧制武器更加轻松放心。表示没有压力。反而，俄罗斯的介入事实上削弱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和忠心，事实上帮助了中国。

第三个危险就是，没有一纸盟约，一旦中国陷入军事危机，俄罗斯落井下石。但是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到那时候盟约也限制不了俄罗斯落井下石，何必为这种不着调的虚假安全感买单呢？

七利利利落在实处，三害害害似实而虚。中国采取不军事结盟的政策，难道还值得非议么？